關聖帝君無非是中國最神奇的神祇，從最初的民間祭祀到朝廷封敕、道教封神、儒家封神、佛教封神，乃至於明、清時期，鸞門群眾運動倡導關聖升任第十八代玉皇大帝，關聖帝君無非是研究信仰演進的最佳「神」選。
從宗教學角度而言，是神創造了人；但從社會心理學角度而言，是人創造了神。本文旨在討論社會變遷與信仰改革之間的關係，並從關聖帝君信仰的演進，探討人類信仰改革的社會因素與心理需求。
信仰與社會需求
「信仰」，從宗教學的角度而言，是一種先驗的「神秘」力量與境界，它並不需要經過科學方法不斷的重複實驗，獲得每次都是肯定的答案來「實證」，而是透過許多特殊經驗來取得某些人或族群的「認證」。
但從心理學的角度而言，信仰卻是一種企圖得到解答的心理需求展現，原始的人類，將對未知的種種恐懼，透過信仰給於概念化的解釋，並從這裡得到歸宿、安全感與行為依據，也逐步展開更新的文明。但隨著文明的進步，信仰變成一個族群的共同經驗、民俗、文化，甚至是不容置疑的圖騰，這時，信仰不但變成共同的社會心理，乃至變成一個族群思想的根本概念和基模。譬如，在人類歷史上，信仰曾經決定過政權的歸屬，西方的「君權神授」和中國的「天子」，無異的，都是透過信仰的「神權」來壓抑並統治實際的「人權」，而且幾千來沒有被懷疑過，直到科學昌明後，信仰的權力才逐漸減弱。
雖然現在信仰的權力已經逐漸減弱，但它在民間與族群間所表現出來的社會共同心理與力量卻仍影響遠大，譬如，每次選舉，宗教選票一定是兵家必爭之地；社會有重大事件發生時，宗教領袖往往有舉足輕重的影響性。甚至，當代許多原住民部落仍堅信「祖靈」的意義，祖靈信仰曾支持他們發動許多抗暴運動，也支持他們追求民族的平等與獨立，讓他們得到應有的尊嚴，縱使到了現時，祖靈也是呼喚他們定期群聚的主要因素，也因此有效的維護一個族群的存在形式。
所以，信仰代表社會某個部分的認知，而且這個認知產生力量，使政治、文化、結構發生演變。
社會變遷引發信仰改革
雖然信仰影響社會與文明的演進，但一個族群的信仰並非統一的，有時甚至是衝突的，而決定信仰走向的，往往是在於能滿足當時的社會需求，而這個需求又促使信仰發生變革，因而形成一個「社會-信仰」的無止歇滾動。
儒家從漢朝以來主導了中國的思想，但儒家向來講究形下的倫理學，對形上學是「敬鬼神而遠之」，但這除了無法構成一套全面性的學術外，顯然更無法滿足社會大眾對信仰的心理需求。於是，宋明學者便開始以儒學為基礎，大量吸納道教的道、氣、太極、陰陽、五行之術形成「理學」，和佛家一切唯心形成「心學」，成為「新儒學」，又稱「道學」。
三學合一的「新儒學」似乎展開了一個文化新契機，而民間也因此展開了一個「三教合一」的新宗教運動--「以儒為宗，因神設教」。「以儒為宗」，便是以儒學（應該是新儒學）為宗旨的教義；「因神設教」則是設立三教合一的最高神祇教主。然而，它們雖然自稱三教融合，但在教義、儀式、信奉的最高神祇上，皆異於三教，而且沒有一個統一的中央教團，但他們慣以「降鸞」〔降鸞，就是有一神明代言人（鸞生）在神明下降後，以寫字的方式表達神明旨意。民間亦有稱一般起乩的乩童為「武乩」，而不起乩的鸞生為「文乩」者〕的方式傳遞神明旨意，因此行此降鸞方式的新教派，統稱為「鸞門」。鸞門雖不為三教所承認，但卻因為時局的動亂，因而獲得農民與低下階級的支持，因而有充分的社會理由可以滋長起來，成為普遍的民間信仰。
鸞門因為以儒為宗，摻雜佛道，故以因果、神異故事與人為善，而且淺白易懂，不談高妙玄理，再加上是透過百姓耳熟能詳的仙佛降鸞，有其神祇的權威性，於是很快建立龐大的信仰勢力。到了明清時代，鸞門藉神仙降鸞發行的「善書」已大行其道，甚至連清朝名儒紀曉嵐的《閱微草堂筆記》、袁枚的《子不語》都是收集民間奇譚，談因論果、勸善懲惡的善書，並都在中國誌異小說上享有盛名。而清末鸞門發起的大規模農民和排外運動，也影響中國政治至深，可見新型態的鸞門信仰對明清以降的時代思想、社會型態、國家運作影響有多深刻。
在鸞門信仰中，最有名的有白蓮教、一貫道，以及本文要專門探討的關聖帝君崇拜，它表現了這段期間人民因為時代變遷而發生的信仰改變。
關聖帝君信仰演進簡述
關羽（公元160年）是三國時代名將，60歲時麥城敗走被俘就義，是中國「義」的代表，與孔子之「仁」等齊，「仁義」遂成為中國思想的中心與精髓。仙逝後第一個諡號是劉後主所封的「壯繆侯」，後經歷代帝王累計封諡35次。明神宗萬曆十年，封「協天大帝」，首次晉升「帝級」；明思宗崇禎三年封「真元顯應昭明翊漢大天尊」，為「天尊」等級。乃至到了民國初期，關帝仍與孔子並列為政府的文武二祭。
除了政府的正式策封祭祀外，在宗教方面，儒道釋三教皆對關帝頗為尊崇，是唯一橫跨三教的神祇。道教尊其為「協天伏魔大帝」，亦即為協助玉皇大帝的首相，並掃蕩人間妖魔；儒教稱其為「山西關夫子」，並將「文衡聖帝」（即關帝）列為「五文昌」〔五文昌乃五位庇佑考生、讀書人的神祇，分別是：文昌帝君、文衡帝君、魁斗星君、朱衣神君、純陽祖師（呂洞賓）〕之一；佛教智者大師建玉泉寺尊其為「伽藍之神」，後由宋哲宗賜號「顯烈」；鸞門則尊其為「蓋天古佛」。
關帝除了橫跨三教的神祇身分外，若說關帝是中國信奉最廣、信徒最多的神祇也並不過分，這些因素遂使關羽從原本民間稱奉的「關公」正式成為神祇的「關帝」，並晉升到「恩主公」，最後鸞門傳出，原任玉皇大帝的昊天上帝退位，關帝即玉皇位，成為三教教主，稱為「玄靈高上帝」。
這個思想的演進，與當時全世界各宗教充滿「末世思想」有關，末世思想在基督教有「摩門教」；在佛教有「末法時代」的淨土觀；中國本身的《皇極經世》也以易經卦象推論現在是世界末期。因受此種種思想影響，加上中國時值內憂外患，天災人禍，民間自然也充滿末世思想，並因而滿心等待一位新的救世主出現。因此，民間便出現「天上換玉皇，地府換閻王」的宗教群眾運動（以明清時代，湖北到四川的「川楚之亂」為代表；但亦有學者認為，將對政治普遍絕望的「群眾革命」視為「亂」是不恰當的），希望改朝換代，重新出發，而這也是鸞門運動能夠蓬勃發展的社會因素之一。
※延伸閱讀：
˙從關帝信仰演進談社會變遷中的信仰改革 (下)
【文／林金郎】
「恩主公」意即為「救世主」，據清道光年間鸞門流傳的〈關聖帝君救劫文覺世真經〉（「救劫文」相當序，「覺世真經」相當正文。本經據蔡相煇教授考證，編造年代為道光二十二年二月間，由同安籍的蘇廷玉撰寫，其子蘇士準請人摹鐫於泉州關岳廟）一文所載，因世道中落，善人千中難尋十人，玉皇大帝於是有意將作惡眾生收盡，但經關帝聚諸眾神苦求，玉帝乃方罷休，並賦予關帝教化救度蒼生之責，從此關帝變成萬民的救世主。
因為渴望一位最高神祇的庇佑，任何的信徒似乎都會有意讓自己的神祇高於其他教派，這是「人性」，而不是「神意」吧！於是，鸞門信徒便把關帝的身分從「恩主公」再提升為「中皇玄靈高上帝」，而原本的玉皇大帝則稱為「玄穹高上帝」。「中天」原本是玉皇居處，關帝居於南天，關帝由南天進居中天，並稱「中皇」，此舉頗有任關帝為「執行首相」，而玉帝則為「虛位元首」之意。事件發生的年代應該於清光緒年代，《玉皇真經》內明載「光緒丙申年，降於汕江慕道仙館」，本經即出現「玄穹高上帝」神號。
學者公認發生關帝執掌玉皇大帝職務之說的時點，是在民國9年，當時雲南省昆明市西邊洱源縣的鸞生楊定一、楊抱一以降鸞之名著《洞冥寶記》，其中提到：無極老母會設三次龍華會收度原人，第三次龍華會即將到來，但由於原玉皇倦勤，老母遂於同治三年歲次甲子，命關帝任第十八代玉皇大帝，號「蒼穹第十八聖主武哲天皇上帝」。但此說自當來引來相當大的宗教紛爭，一來，這樣一貫道的無極老母才是最高的神權者；二來，道教當然無法接受此說。而這也確實是一項歷史的誤解。明清之時，民間即倡「天上換玉皇」之說，並已出現玄靈高上帝（關帝）、玄穹高上帝（原玉皇）之尊號，可見關帝執掌玉皇職務之說最遲在清朝中期即出現。而民國9年一貫道《洞冥寶記》之說，乃是為了提升該教無極老母之地位而又再造的，且關聖之尊號為「蒼穹第十八聖主武哲天皇上帝」而非「玄靈高上帝」，但一些學者便誤以此為時點。
後於民國61年，台中市鸞門「聖賢堂」由王奇謀扶筆發行《關聖帝君受禪玉帝經略》，以牟尼文佛（釋迦牟尼佛）降筆說明，第十七代玉皇大天尊玄穹高上帝因功德道備，理合上證上清真境，故禪讓其位，後經五教教主共推關帝為十八代玉皇大天尊玄靈高上帝，於甲子年（清同治三年）即位。此舉，不但擺脫了無極老母的最高神權，而且過程和平（「禪讓」和符合民主程序的「共推」），還將關帝從三教教主推向五教教主，似乎是一個圓滿的大結局。但其與道教的糾紛當然無法了結。
關帝信仰演進的社會變遷分析
鸞門派別眾多，良莠不齊，今以在台灣發展良好的「恩主公」信仰叢來說明信仰演進的社會心理。除了前段提到的兩個基本社會負面心理因素：天災人禍的末世恐慌、世人爭取神權的最高領導地位，另外，還有三個正面因素亦值得探討。
首先，是社會對宗教改革的需求。中國以儒立國，但儒家缺乏信仰的元素，而道家提供的信仰又過於著重符籙、法術與求仙之術，況且道教在中國始終沒有形成非常明顯的統一教團，顯得非常雜亂，與佛教一比，道教便顯得過於怪誕。但佛教的清靜雖然符合中國人潛藏的老莊性格，但又過於深奧；另一方面，它也是一個外來宗教，有民族情結的隔閡，因此，「以儒為宗，因神設教」三教合一需求，是當時之民族所需。以台北市行天宮「恩主公」崇拜為例（全台恩主公幾乎一致），它素食（不殺生、不血祭）、不崇尚法術（僅簡單的降鸞、收驚、去晦）、不燒紙錢（不與神明「金錢」交易），一般信徒以簡單香果、誦經為祈禱方式，強調「心香」而非物質對神祇的供養。
二者，是入世的宗教社會需求。原始的道家講究無為、道教重修仙、佛家講成佛，都有濃厚的出世修行思想。但清朝後，中國國門大開，列強入侵，有民族破滅的危機，所以，此時避世的宗教思想自然無法符合時代需求，因而著重入世、服務、倫理、社會，乃至愛國的宗教觀便因運而生。恩主公崇拜叢的教團組織成員稱為「鸞生」，最重要的工作除了誦經修心，就是行善布施，並且強調修德修身修功果，更甚於修仙修佛修術，展現以上特質。
最後，是神權改革因素，也是恩主公與道教最大的糾葛──現在玉皇大帝到底是原任的昊天上帝，還是玄靈高上帝？台灣所有的「恩主公廟」（非「關帝廟」）幾乎全奉恩主公為玄靈高上帝，且不隸屬道教總會或嗣漢天府，故稱「中天直轄」或「南天直轄」。道教認為，玉皇大帝代表的是自然的「道」與「天」，人是自然下的產物，焉能反客為主，取而代之？但恩主公系統代表的卻是從「自然崇拜」演變到「聖賢崇拜」，更強調人的倫理價值，人之為聖賢者，能反璞歸真，天人合一，人神共仰，有何不對？而這也象徵著「神權」打破，「人權」抬頭的現代民主意義。再從道學角度而言，心即理，宇宙為自心所現，並非自然創造人，而是心創造宇宙，故至聖回歸唯心、主宰宇宙，應是理則。
綜上所言，這就是符合當時常民需求的宗教：教義簡單、儀式清靜、著重倫理、親民民主、有民族性，但又不失神秘的信仰崇拜。
結語
社會變遷總是牽動信仰改革，西方世界的「神權」顯然已經鬆動，「君權神授」不再，也不是「天賦人權」，人權與民權已經是「本來如此」的自然概念，但雖然如此，「上帝」仍存在每個人心中。而中國似乎也是如此，恩主公信仰，關帝由人而聖最後成為玉皇大帝的觀念，代表人權與倫理的觀念已經逐漸超乎對自然神權的崇拜。雖然如此，人還是需要一個玉皇大帝。
社會變遷中，人和社會的價值雖然已經逐漸凌駕神的旨意，但人終究還是不能沒有一個上帝。因為，信仰一直在變革，但仍終究還是不能沒有信仰吧！
（本文為「忠義文學獎」得獎作品，收錄於《2009年第五屆忠義文學獎得獎優良作品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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