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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入圍奧斯卡獎的傳記式電影《打不倒的勇者》講述著南非前總統鐵人尼爾森‧曼德拉(Nelson Mandela)的傳奇故事;他不僅為黑人爭取自由,也在當地恢復南非的民治之路,他留下的一句經典名言剛好形容他的一聲奮鬥:
「在我的一生當中,我已經把自己獻給了非洲人民爭取生存權力的鬥爭。我與白人統治進行了鬥爭,也反對黑人控制,我珍視實現民主社會的理想,在那樣的社會裡, 所有的人都和睦相處,具有平等的權利」。

南非約翰尼斯堡著名的政論分析家 Justice Malala 在《英國衛報》寫下了他眼中的曼德拉

遇見曼德拉的那天

當我19歲時,非洲的國民大會嘎然驟止。國會罷廢的當時,我剛從南非約翰尼斯堡金山大學的面談中結束,正走在路上、抓緊背包,還邊想著去火車站的方向是否正確,這時一大群人牆倏地迎面而來,在轉角處現身,朝我的方向前進。熱血沸騰的群眾或吟唱或高歌,手持當天下午出刊的星報(Star newspaper),有人奔跑嚎叫,有人啜泣悲舞,於是當下我也加入這些群眾,然後一路向前走。

事有蹊蹺!當時我眼見這些群眾的背後跟隨著警方的裝甲車和貨運車,但卻沒有司空見慣的催淚瓦斯,或空氣中鳴槍的巨響;警方似乎是在護送群眾向前,並沒有開槍示眾或用催淚瓦斯逼迫人牆,這一切看似不同於以往,但那些身穿制服的警察看起來卻和遊行群眾一樣處變不驚。

原來是自由之門在那天被打開了;沒想到再過了 9 天後,也就是 1990 年 2 月 11 日,一個炙熱揮汗的星期天午後,被囚禁了長達 27 年之久的政治犯尼爾森‧曼德拉(Nelson Mandela)終於步出了維克托韋斯特監獄(Victor Verster prison)。在曼德拉出獄後的那幾天,以及接下來的 4 年間,我最深刻的感觸就是──他帶來了希望,讓一切有了轉寰與讓步;他也帶來了機會,讓我們國家最後有了展望。

曼德拉出獄20週年慶

今天,2010 年 2 月 11 日,南非的總統祖馬(Jacob Zuma)在好望角的特別議會中盛大慶祝「曼德拉獲釋放」20週年慶典;而當年那位帶著受迫孱弱身軀、鮮少在公開場合露面的前總統曼德拉,今後將會榮掛於歷史的走廊上。

這是個動人的時刻:持續 20 年間,曼德拉始終不斷地為黑白種族、自由派與保守派的團結而努力,而這位南非的國父讓我們每當身處困境時就會若有所思地想到,「曼德拉不會這樣對我們的…。」

而在過去兩週,這個反思充分地讓我們想到了總統祖馬的花邊新聞。兩週前,南非週報(South African Sunday Times)寫到,這位 67 歲、有五次婚姻紀錄,且還有第六位紅粉知己排隊等著結婚的總統祖馬,再次當父親了。這是他的第 20 個小孩,而且是非婚生子女,孩子的母親竟是祖馬朋友年約 39 歲的女兒。

這項消息的揭露凝結了全國的關注,但卻非像 20 年前曼德拉總統被獲釋放時的動人,取而代之的是一種厭惡。

曼德拉的慶典、祖馬的花邊醜聞發生在同一週、同一天,時間上真是巧妙的安排。這不免提醒我們,南非是個會碰到矛盾與失望的正常國家,當然也是有少數激發人心的時刻。我們的政治家都非聖人,就是一般的政客;也是會有常人的貪婪慾望和犯錯失誤。

時至今日,祖馬內閣底下的一位成員公然與國家做生意,另一位私營己力、築建柏油路通往自己的農場。在南非國內,人民少有平整、無坑洞的柏油路可走,但這位內閣成員卻如此公器私用。更別說是還有部長夫人在法庭上被指控採購騾群用以販毒。

這跟 20 年前我們感受到的「希望」有很大的落差。當時,催淚瓦斯是每個人生活中的恐懼,還有未經審問就逮捕的白色恐怖,甚至被警察毆打、在拘留所理受死都是當年的苦楚。

黑白對立的年代

當時,黑白種族壁壘分明。我還記得我和朋友在 1989 年參加西開普敦梅曾貝赫海灘(Muizenberg beach)的反對運動時被逮捕,因為那是個只有白人能進入的海灘。那是個小型的反對運動,當時由 Archbishop Desmond Tutu 領導,至少約有 8 萬人參與,但我們還是被捕了。

我和朋友一抵達海邊就被逮捕了。我們被銬上手銬,栓在一台貨車後方,一位年輕警察走過來詢問我們,「你們這些人到底想要什麼?已經有納迪海灘(Mnandi beach,一個專屬黑人的海灘)還不夠好嗎?為何還要來這裡抗爭?」

我記得我的朋友後來告訴我他有多沮喪,因為他覺得警察無法了解他的訴求重點。當時的年代,我們黑白種族兩方彼此不了解,也互相對抗。

開啟自由之門

不過,在當年曼德拉獲釋放、步出監獄的那一刻起,他開始超越種族,引領我們往雙方的道路走去,越走越靠近。可以這樣說,在曼德拉的領導前,黑白兩方心中互相蘊含著懷疑和猜忌,但在他的帶領下,我們彼此逐步拉近。

我當時看著曼德拉踏出監獄,出現在我母親家附近的城鎮上,我一個朋友的房屋外。當天,我們期待他在下午三點現身,我們等了又等,一直到過了下午三點,我們等不到曼德拉的身影;當時我的朋友還氣急敗壞地對我抱怨,「我們真不該相信這些鄉巴佬。」

我們是不敢相信這一切會發生,這是真的難以置信!

當曼德拉終於出獄,並與他的夫人 Winnie Mandela 一起牽手現身時,因為感觸太深,我們又哭又叫、驚喜望外而呆若木雞;我們流下了淚。

在那幾分鐘之內,人們狂歡奔跑出家門,尖叫大笑滿聲響;實在有夠瘋狂。在城鎮上,人們即性地聚集在一起,隨處開派對歡慶;全國到處充滿了舉國歡騰之情一股腦兒地湧入人群。我從未見過如此的歡樂、喜泣、高聲歡唱,在同一個時刻同步發生。

在 1994 年,當我們首次有機會能民選黑人總統時,我們知道自由已來到。

真相調查委員會

曼德拉當總統所推行的宗旨是以「種族和解」為號召,而承載這個宗旨的機構則是「南非真相調查委員會(Truth and Reconciliation Commission)」,但是對當時如我一樣年輕氣盛的年輕人來說,這個委員會是有缺陷的。它需要收集許多受害者的證詞才可運行作業,但絕少有受害者願意挺身而出,所以讓我們許多人認為「真相調查委員會」是個騙局,對我們這些支持者而言也是個毫無所用的機關。

儘管有許多缺失,曼德拉總統還是堅持維繫這個委員會,使其得以存留下來;而到今日,這個委員會仍毅立著,也展現出人類精神能達成目標的見證,也就是──它使我們更團結一致。

1999 年,曼德拉卸下僅只一任期的總統大位,他仍安排許多機會去全球遊說懷疑論者,使其相信在南非確實有特殊的民主政治國體運行。


現在的南非

不過,曼德拉總統留下給我們的南非卻非是一個適宜居住的地方。根據《柳葉刀》雜誌去年發表的研究指出,1994 年起,南非的平均壽命已下降了約 20 年。

南非的兇殺命案率遠高於全球平均數的 5 倍,而女性遭殺害率則是全球的 6 倍之多。研究也估計出,南非女性每 6 小時就有一位被週遭人士殺害。

更糟糕的還在後頭,1990 年起,南非的嬰兒出生率節節上升,已占全球 12 個高出生率國家中之一。每一年仍有23000 名嬰兒出生,但也有將近 75000 名孩童死於南非,有三分之一的嬰兒出生才一個月就面臨死亡。

上述問題之外,還包括了失業率上升和總統祖馬的性醜聞案,這些種種今晚將會使祖馬對全國發表演說時的肩上重任更顯沉重。的確,曼德拉的出現提醒我們曾有個人讓人們深信「沒有問題是無法解決的,也沒有無法被超越的挑戰」。

祖馬的花邊醜聞也將警醒我們,新的南非不再像 1990 年代那樣,成為一個順應所期的國家,當然也不會盡如所望一般地平順,但或許我們仍能在慶祝曼德拉前總統的奮鬥過往時歡唱高歌,甚至感動落淚。因為你我都知道,1990 年代當曼德拉走出監獄那年的國家狀況,可比現在的處境更為糟糕;而現在我們有的卻是一個值得珍視的、年輕的民主政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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