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爾夫球名將老虎伍茲（Tiger Woods）從車禍變外遇再到離婚，整起事件讓不少人看得樂此不疲，不過，經濟學家對此似乎興趣缺缺，大名鼎鼎的經濟學家克魯曼（Paul Krugman）更在其專欄聲稱「不會寫和老虎伍茲有關的評論」，其實經濟學對外遇的研究卻頗有可觀之處。
■外遇債券
男性外遇的機率要比女性高7個百分點。
哪些人特別容易外遇？兩位經濟學家（Bruce Elmslie、Edinaldo Tebaldi）在2008年的研究〈So What Did You Do Last Night? The Economics of Infidelity〉，就試圖回答這個問題。他們調查3,000名男性及3,000名女性，結果發現男性有外遇的機率比女性高出7個百分點；男性不到55歲，比超過55歲更有可能外遇。如果男性表示自己不快樂，他有外遇的機率比認為自己快樂的男性高出13個百分點，此外若男性大學畢業，他有外遇的機率比那些高中學歷以下的男性要少3個百分點。
該研究還發現，妻子若想嚇阻丈夫外遇，勸其信仰宗教，以免因對配偶不忠而死後下地獄，這種威脅對丈夫來說收效甚微；不過，若丈夫外遇被「抓姦在床」的風險提高機率，就能使丈夫保持忠誠。
至於何種女性更容易外遇？研究發現，沒有宗教信仰的女性，外遇的機率會比有宗教信仰的女性高；不到45歲的女性也比45歲以上的更有可能外遇；另外，職位較高的女性也更可能外遇；至於女性若嫁給比自己學歷高的丈夫，其外遇機率較低。
外遇是種背叛配偶的行為，人們也因此會有罪惡感，不過，這種罪惡感的來源卻因性別而不同。《演化心理學》（Evolutionary Psychology）期刊在2008年的研究〈Sex Differences in Feelings of Guilt Arising from Infidelity〉，找出有外遇的130名受試者（男女各半），以問卷回答相關問題，原先學者的假設是：男性由於天生想到處繁衍後代，因此，不會因外遇性行為有罪惡感，而是會因愛上別人而有罪惡感；女性則會因與別人上床而有罪惡感。
不過，實際情況卻正好相反——男性罪惡感是來自外遇的性行為，女性罪惡感則來自外遇時愛上別人。學者還把「愛上別人」與「和別人嘗試各種性姿勢」兩個選項讓女性評比，結果女性對前者的罪惡感也比後者還大。該研究也發現男性與女性都一致認為，他們的配偶發現自己「和別人上床」，會比發現自己「愛上別人」，更難獲得配偶原諒。女性對自己的另一半和別人上床的容忍度也比男性低，她們若發現自己的配偶和別人上床，會比發現配偶愛上別人，更可能導致婚姻破裂。
為避免外遇導致婚姻破裂，丈夫或妻子都會想盡辦法隱瞞另一半，因此才有「丈夫（妻子）有外遇，另一半總是最後一個知道」之語。經濟學家哈特福（Tim Hartford）對此提供一個解決方法：假設妻子懷疑丈夫有外遇，相關親友卻因不敢得罪丈夫而不願說出真相，妻子可對親朋好友發行兩種債券，一種是到某期限前，若丈夫外遇曝光，擁有此債券者就可領錢；另一種則是某期限前若丈夫沒有被發現外遇，則有此債券者可領錢。
這是因親友雖不肯說出真相，但他們「用錢投票」卻足以反映他們所知的訊息，若「有外遇債券」的價格提高，顯示親友握有外遇的訊息，就可判斷丈夫是否有外遇。
不過，這種方法還是有瑕疵，若碰上像老虎伍茲這種財力雄厚的外遇丈夫，可以匿名大力炒高「無外遇債券」價格來偽裝自己清白；此外，妻子發行這種債券，等於是不信任丈夫，雙方恐怕也很難共處下去。
只能說人性太複雜，要避免外遇也只能靠夫妻雙方平時的努力了。
■外貌協會坐大
63%女性當選人的外表比一般人漂亮。
宋朝翰林學士洪邁的《容齋隨筆》，曾記載唐朝選拔官吏的4個標準：身（面貌端正）、言（長於口才）、書（寫字漂亮）、判（文筆奇佳），洪邁批評唐朝把長相當做選官的標準，不能不遭致眾人非議，不過，事實上今日民主選舉，這種「以貌取人」現象可說「於今尤烈」！
3位學者在2006年9月的一篇文章〈The Looks of a Winner: Beauty, Gender and Electoral Success〉，研究芬蘭多次選舉，分析發現各候選人的外表，比他們的能力、智慧、可信任度等，更能解釋得票率高低，而且這個「美貌貼水」（因美貌而獲得的利益）對女性候選人的好處比對男性還大：當選的男性，只有40%其外表被評為「水準以上」，但當選的女性政治人物，卻有63%的外表優於平均。
這3位學者是把芬蘭共1,900個候選人，刊登在其競選廣告上的照片，給在美國、德國、瑞典等2,700多位居民來品頭論足，這些國外居民事前並不認識這些芬蘭政治人物。
分析發現，男性居民對當選或落選的男候選人，給他們的外表評價其實都差不多，但女候選人卻是另一個故事。女性當選者得到的長相評價，都明顯比落選者高。若是在同黨、同選區的競爭，美貌則是唯一「統計上顯著」影響結果的因素。
若現任候選人競選連任，外表就不是重要因素，但對新參選者來說，長相仍是關鍵：新參選而當選的女性，有65%的外表比其他平均新參選者要好，男性則是57%。
整體來說，最帥的男候選人，其得票率比最醜的男候選人要高6到8個百分點，而最漂亮的女候選人其得票率，甚至比最醜的女候選人還要高10個百分點。
《經濟學人》（the Economist）曾稱，1950年代英國流傳一句話：「如果政黨推一頭豬出來選，我們照樣投給這隻豬。」如今選民對政黨推出的候選人，不分優劣照單全收的現象已一去不返。在選民自主意識高漲下，政客必須重視外表，讓選民「賞心悅目」，才有可能脫穎而出，如美國哈佛大學教授Linda Bilmes所說，對那些搖擺不定、卻能左右選舉結果的選民來說，候選人長相有特別大的影響力。
近年來最不修邊幅的政治人物，或許是正在美國紐約州監獄服刑的參議員James Traficant，此人連續9次當選參議員，最後因為詐欺、逃稅等罪名入獄，他在公眾場合出現時，總是一頭不加修飾的亂髮，他曾公開說：「我是否用割草機整理頭髮？我想是的。」從政者就算姿容奇陋，亦不礙其能散發出令人折服的氣質魅力。據《世說新語》〈容止〉，漢末，魏王曹操有次要見匈奴來的使者，擔心自己身材矮小其貌不揚，「不足雄遠國」，於是叫手下一個長相莊嚴威武的崔琰來冒充他，曹操自己則假扮成崔琰床頭邊的帶刀侍衛，事後曹操派人問這個使者，該使者說：「魏王雅望非常，然床頭捉刀人，此乃英雄也！」曹操得知，派人追殺此使。
政治人物長相漂亮雖有先天優勢，但若刻意追求外表，恐怕是捨本逐末。大文學家林語堂在《論讀書》中就說：「若欲求美男子小白臉，盡可於跑狗場、跳舞場，及政府衙門中求之。」又說：「有漂亮臉孔，說漂亮話的政客，未必便面目不可憎。」對那些長得漂亮的政治人物，可說極盡譏諷之能事。林氏若見當今政壇帥哥美女當道，恐怕更要發出不平之鳴了。
【文／摘自《飲食男女經濟學》，商業周刊出版】
《商業周刊》人氣專欄「關鍵數字」精選集結120篇，取名為「飲食男女經濟學」。作者從經濟學的角度，報導及分析貼近真實生活的經濟現象，涵蓋經濟成長／投資預測／兩性議題／體育賽事等面向，以一篇一主題方式，提出有趣的發現和統計，適合作為日常或職場上的話題。
迷你裙貢獻日本經濟曾達1年226億日圓
2009年5月9日德國《明鏡》（Spiegel）週刊報導，波蘭一位立法議員將提案禁止女性穿迷你裙出門，以打擊街頭賣淫風氣，《明鏡》稱「這是一場文化戰爭」。不過，女性裙襬長短不只和文化有關，在某些專家眼中，它還是經濟、股市的「先行指標」。
迷你裙的起源，一般認為是1960年代英國設計師Mary Quant及法國設計師AndréCourrèges，在不同地方同時設計出來的，當時被當做女性解放自我的象徵，不過，保守勢力視為洪水猛獸：1967年希臘軍事執政團將軍Stylianos Pattakos就明令禁止女性穿迷你裙；南韓「迷你裙教母」、流行歌手Yoon Bok-hee，1967年首度穿迷你裙亮相震驚全國，還被抗議民眾丟雞蛋及番茄。
裙子長短雖有文化意義，不過，專家卻更早就注意到其與經濟股市的關連，這種「裙襬理論」（hemline theory）最早可追溯到1920年代，華頓（Wharton）商學院一位經濟學家泰勒（George Taylor）注意到當經濟繁榮時，女士們裙襬也開始縮短；但若景氣不好，女士們裙襬也跟著變長。
泰勒解釋，這是因為布料成本與取得的難易度，對歷史上女士們裙襬長度有顯著影響，在景氣好時，生產者收取絲織品或紗布的費用也跟著上揚，因此設計師就會把裙子設計短一點以節省成本。
其後一位股票經紀人洛南（Ralph Rotnem）也提出「裙短股高」的觀察心得：1920年代及60年代，美國股市居高不下，女士們裙襬也大幅縮短，而在1930及70年代，股市低迷不振，女士們裙襬也伸到最長，這是因為裙子越短，意味社會樂觀開放，人們對未來更有信心，股市也因之上揚；反之，裙子越長代表社會漸趨保守，民眾對未來看法悲觀，股市也因此向下。
不過，紐約「技術流行學院博物館」（The Museum at the Fashion Institute of Technology）館長史蒂爾（Valerie Steele）卻稱這種理論和現實不符，「裙襬1927年開始往下伸長，是在經濟大恐慌前兩年（當時景氣仍佳）。」此外，裙襬理論即使曾經成立，如今也已失靈，因為布料取得方式比以往更容易。
該學院流行商品教授明卡利（John Mincarelli）也說，1960年代，所有人都穿短裙，因為設計師只設計短裙，所以不會有別種趨勢；但今天設計師設計出的衣服款式多如牛毛，因此，很難判斷單一種衣服款式會和經濟走勢有關連。
不過，迷你裙銷量增加，對零售業與經濟仍是好消息，據2004年7月日本《每日新聞》（Mainichi Daily News）報導，引述日本週刊《Spa!》的資料，迷你裙銷售熱潮，至少為當年日本經濟貢獻了226億日圓，日本立正大學（Rissho University）心理學教授 Isamu Saito 的解釋是：男性是視覺動物，見到女性穿迷你裙就會產生性聯想，這使得男性更興奮而會更積極的行動，反映在市場上，就是他們掏出鈔票大量消費，以吸引女性注意。
另一位經濟分析師Haruhiko Sato也稱，女性買迷你裙後就想穿出去亮相，這會吸引男性也出門，於是就有機會創造更多男女配對，他（她）們會在餐廳等休閒場所約會並消費，而那些找不到適合女性卻慾求不滿的男性，則把錢花在色情產業，這些都對經濟有益。
女性裙子長短不但與經濟股市有關，甚至可預測政治：2000年美國總統大選，共和黨布希（George Bush）與民主黨高爾（Al Gore）競爭，美國廣播公司（ABC）一篇報導就稱，女士裙子越長，共和黨就會贏（因共和黨是保守派），最後結果真是布希以些微差距獲勝，不管是否為巧合，都說明女性裙襬長短的影響力實不可小覷。
男性外遇的機率要比女性高7％
高爾夫球名將老虎伍茲（Tiger Woods）從車禍變外遇再到離婚，整起事件讓不少人看得樂此不疲，不過經濟學家對此似乎興趣缺缺，大名鼎鼎的經濟學家克魯曼（Paul Krugman）更在其專欄聲稱「不會寫和老虎伍茲有關的評論」，其實經濟學對外遇的研究卻頗有可觀之處。
哪些人特別容易外遇？兩位經濟學家（Bruce Elmslie、Edinaldo Tebaldi）在二○○八年的研究〈So What Did You Do Last Night? The Economics of Infidelity〉，就試圖回答這個問題。他們調查三千名男性及三千名女性，結果發現男性有外遇的機率比女性高出七％；男性不到五十五歲，比超過五十五歲更有可能外遇。如果男
性表示自己不快樂，他有外遇的機率比認為自己快樂的男性高出一三％，此外若男性大學畢業，他有外遇的機率比那些高中學歷以下的男性要少三％。
該研究還發現，妻子若想嚇阻丈夫外遇，勸其信仰宗教，以免因對配偶不忠而死後下地獄，這種威脅對丈夫來說收效甚微；不過若丈夫外遇被「抓姦在床」的風險提高機率，就能使丈夫保持忠誠。
至於何種女性更容易外遇？研究發現沒有宗教信仰的女性，外遇的機率會比有宗教信仰的女性高；不到四十五歲的女性也比四十五歲以上的更有可能外遇；另外職位較高的女性也更可能外遇；至於女性若嫁給比自己學歷高的丈夫，其外遇機率較低。
外遇是種背叛配偶的行為，人們也因此會有罪惡感，不過這種罪惡感的來源卻因性別而不同，《演化心理學》（EvolutionaryPsychology）期刊在二○○八年的研究〈Sex Differences in Feelings of Guilt Arising from Infidelity〉，找出有外遇的一百三十名受試者（男女各半），以問卷回答相關問題，原先學者的假設是：男性由於天生想到處繁衍後代，因此不會因外遇性行為有罪惡感，而是會因愛上別人而有罪惡感；女性則會因與別人上床有罪惡感。
不過實際情況正好相反——男性罪惡感是來自外遇的性行為，女性罪惡感則來自外遇時愛上別人，學者還把「愛上別人」與「和別人嘗試各種性姿勢」兩個選項讓女性評比，結果女性對前者的罪惡感也比後者還大。
該研究也發現男性與女性都一致認為，他們的配偶發現自己「和別人上床」，會比發現自己「愛上別人」，更難獲得配偶原諒。女性對自己的另一半和別人上床的容忍度也比男性低，她們若發現自己的配偶和別人上床，會比發現配偶愛上別人，更可能導致婚姻破裂。
為避免外遇導致婚姻破裂，丈夫或妻子都會想盡辦法隱瞞另一半，因此才有「丈夫（妻子）有外遇，另一半總是最後一個知道」之語，經濟學家哈特福（Tim Hartford）對此提供一個解決方法：假設妻子懷疑丈夫有外遇，相關親友卻因不敢得罪丈夫而不願說出真相，妻子可對親朋好友發行兩種債券，一種是到某期限前，若丈夫外遇曝光，擁有此債券者就可領錢；另一種則是某期限前若丈夫沒有被發現外遇，則有此債券者可領錢。
這是因親友雖不肯說出真相，但他們「用錢投票」卻足以反映他們所知的訊息，若「有外遇債券」的價格提高，顯示親友握有外遇的訊息，就可判斷丈夫是否有外遇。
不過這種方法還是有瑕疵，若碰上像老虎伍茲這種財力雄厚的外遇丈夫，可以匿名大力炒高「無外遇債券」價格來偽裝自己清白；此外妻子發行這種債券，等於是不信任丈夫，雙方恐怕也很難共處下去。
只能說人性太複雜，要避免外遇也只能靠夫妻雙方平時的努力了。
索馬利亞海盜專屬股票交易所，已有72家公司
讓各國海運業者聞風喪膽的索馬利亞海盜，成為《時代》（Time）雜誌2009年度風雲人物10大候選人之一。索馬利亞海盜的「豐功偉業」人們早已耳熟能詳，如今這群海盜也要效法一般公司從股市募資，更可稱是空前絕後。
據'09年12月1日路透（Reuters）報導，在索馬利亞海盜主要巢穴海拉希爾（Haradheere），海盜們已成立公司，設置專屬股票交易所，為其海上搶劫活動募集資金，一名前海盜成員表示，這個股市交易所在4個月前成立，原本只有15家「海上公司」（這是海盜對自己的稱呼），如今已成長到72家。
這些海盜公司股份對所有人開放，除現金外，一般人亦可以提供武器、有用物資等方式「入股」，股東可按其出資金額，在海盜劫掠所得中分紅，當地人士稱「我們把海盜變成全民運動。」海拉希爾當地官員坦承，海上搶劫變成當地最有利的經濟活動，只要海盜綁架一艘船獲得贖金，當地就可獲得一小筆分紅，這些錢會用來興建醫院、學校等基礎建設。
「海盜公司」股東獲利豐厚，一位22歲當地已離婚婦女，提供一顆前夫贍養費留下的手榴彈而成為海盜公司股東之一，38天內她分紅獲得7萬5,000美元（約合新台幣240萬元），這是當地人一年所得的125倍。英國國家廣播公司（BBC）曾引述統計，2008年12個月下來，索馬利亞海盜總共收到超過1億5,000萬美元（約合新台
幣48億元）贖金，這相當於該國總出口金額的一半。
海盜雖然唯利是圖，其實「盜亦有道」，美國經濟學家李森（Peter Leeson）在一篇研究〈An-arrgh-chy：The Law andEconomics of Pirate Organization〉，就完全顛覆外界對海盜的刻板印象。
早在18世紀，海盜就已實行憲政民主。在當時合法的船隻，如商船、軍艦等，船長是絕對獨裁者，擁有無限權威，船上也充斥著鬥爭、叛變喋血等事件，相形之下海盜船卻早已民主化：船長是由每個海盜成員一票票
選出，若首領濫用職權，成員亦可用民主方式令其去職，這和電影中海盜為爭權而自相殘殺大不相同。
18世紀的海盜更早就推動社會保險制，成員若在劫掠行動中受傷，可由所有海盜成員出的共同資金裡獲得補償。他們還是「種族平等」的先驅，英國境內到1772年才廢除奴隸制，美國則等到1865年才在名義上廢除奴隸，
黑人甚至一直等到晚近才獲得平等參政權，但早在1700年代初，海盜就已對他們的黑人夥伴一視同仁，這些加入海盜的黑人當時就有選舉海盜船長的權利，而且和其他各種族成員一樣「同工同酬」，學者調查1682年至1726
年活躍的23個海盜組織，黑人所占比率約是25至30%。
世人多視海盜十惡不赦，其實美國國父華盛頓（George Washington），在北美獨立戰爭期間，由於沒有海上軍隊，亦曾付錢給海盜要求其保護相關水域。
西元前4世紀，一個海盜被捉至亞歷山大大帝面前，亞歷山大質問他：「占有領海是什麼意思？」該海盜笑答：「就和你想占有全世界同樣意思，」並稱「我用一艘小船做此事，被稱為海盜；你用大軍做此事，卻被稱為大帝。」這位冒犯天威的海盜最後被殺，不過，今日在《時代》雜誌眼中，海盜已成為和美國總統歐巴馬（Barack Obama）、聯準會主席柏南奇（Ben Bernanke）等並列的10大風雲人物，索馬利亞海盜真可說是幫他們
的祖先爭了口氣。
【文、圖節錄自商業周刊出版《飲食男女經濟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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