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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維特出身於美國明尼蘇達州明尼亞波里斯(Minneapolis)一個成就非凡的家庭。他父親是個醫學研究人員,被認為是腸胃道氣體的權威。

【文/摘自《蘋果橘子經濟學》,大塊文化 出版】

 (他公開稱自己是「靠脹氣取得地位的人」。)在哈佛時,李維特大四論文寫的是純種馬的培育,以第一名畢業。(他至今仍對賽馬著迷。他相信賽馬有舞弊,並設計了一套下注系統——他不願透露細節——以占這個舞弊的便宜。)進入麻省理工學院攻讀經濟學博士之前,他當了兩年的管理顧問。麻省理工學院的課程,以數學吃重出名。李維特在大學時只修了一門數學課,修完之後就還給老師了。他上第一堂研究所的課時,問旁邊同學黑板上的公式是什麼:那個長長的奇怪符號和捲捲的符號有什麼不同?「你慘了。」那個同學說。

 

「大家都把他的名字劃掉,」芝加哥經濟學家古斯比是他當時的同班同學,說道:「他們說,『那傢伙沒前途。』」李維特走自己的路。其他的研究生熬一整夜在解題,想要得到好成績。他卻熬夜研究和寫作。

「我的看法是,在這行裡,出人頭地的方法就是要寫出偉大的論文,」他說:「於是我開始寫。」有時,他會從一個問題開始。有時則是一組引起他注意的資料。他花了一整個夏季把多年國會選舉的資料打進電腦裡頭,純粹基於一個模糊的好奇:為什麼現任者通常容易連任?後來他在無意間看到一本政治科學的書,該書的作者群宣稱是金錢打贏選戰,就這樣。「他們試著說明,選舉結果是競選經費的函數。」他回憶道:「完全忽略了捐款者只有在挑戰者有實際勝選機會時才願意捐錢,而且現任者只有在他們有敗選可能的情況下才會花大錢。他們說服自己這是個因果關係,即使事後看來這個效果是假的。」至少,對李維特來說,這非常明顯。不到5分鐘,他就想出要寫的論文題材。「真是茅塞頓開。」他說。問題是他的資料無法告訴他誰是好的候選人,誰是不好的候選人,因此不可能把金錢的效果挑出來。和警察/犯罪率之謎一樣,他必須對這些資料使出一些技巧。由於資料是他自己輸入的,他注意到一些東西:通常,同樣的兩個候選人會多次交戰。只從這種選戰作分析,李維特就能找出真正的結果。他的結論:競選經費的效力只有一般人所以為的1/10。

 

他當時只是個默默無聞的研究生,竟把論文寄給《政治經濟學期刊》,有個教授說,就算只是試一下也是太瘋狂,後來竟登出了。他3年就拿到博士學位,不過由於他的輩份不高,他說,他在教授群眼中是個「隱形人,零蛋。」然後他跌跌撞撞,闖出了他今天所說的職場生涯轉捩點。由深具名望的知識菁英所組成的哈佛大學研究院士學會(SocietyofFellows),提供年輕學者3年的獎學金,讓他們自由做研究;李維特得到面試機會,但他不抱任何希望。他自知初出茅廬,算不上學術界人士。學會安排他在晚餐時接受一批資深會員的面談,都是舉世知名的哲學家、科學家、和歷史學家。他擔心在第一關沒講幾句,面談就給結束掉了。結果相反,他大獲全勝。不論被問到什麼主題——頭腦、螞蟻、哲學——他剛好都記得一些以前讀過的精髓。他的智力頓時爆發,好像從未爆發過一樣。當他告訴他們,他在明尼蘇達州花了兩個暑假賭馬時,他們聽得津津有味!

 

芝加哥大學經濟系有個舉世知名的一貫主題——自由市場福音(theGospelofFreeMarkets),偏保守——因此,似乎不是很適合李維特。在他看來,芝加哥著重的是理論、深思、和大構想,而他自己所著重的則是實證、巧思、和「小巧而不重要的構想」。但芝加哥大學還有個貝克(GaryBecker)。李維特認為,貝克是過去50年來最具影響力的經濟學家。貝克早就把個體經濟學理論應用到非主流的議題上,尤其是家庭和犯罪,當時並不流行這種作法。多年來,貝克被妖魔化了——像「兒童的價格」這句話就引來無數人的驚恐。「在我的職涯當中,遭受到許多經濟學者的砲轟,他們認為我的研究愚蠢、主題扯太遠、或不是經濟學。」貝克說道,但芝加哥大學支持他;他堅定不移,終於贏得1992年的諾貝爾獎;於是成了李維特的模範。貝克告訴李維特,芝加哥大學對他是個很好的環境。「並非每個人都認同你所有的研究成果,」他說:「但我們同意你所做的是很有意思的研究,這點,我們會支持你的。」李維特發現,芝加哥大學給予他的支持遠超出學術層面以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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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摘自《超爆蘋果橘子經濟學》 , 時報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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