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戰後美國社會的歷歷描繪者─(John Updike)與美國天命【馮品佳《聯合文學》四月號】 @ ✍ 碧琴司の →ße

1630年一群來自英國的清教徒在即將抵達新世界的殖民地時，在跨洋航行的風浪顛簸中聆聽溫瑟若普（John Winthrop）牧師佈道。溫瑟若普在他著名的演說〈基督愛的楷模〉（A Model of Christian Charity）中提出「佳城在山」（a city upon a hill）的願景：為了見證上帝恩典與榮光，這一群為了實踐宗教理想而遠渡重洋的信徒們，一定要在這塊新土地上建立一個為世人所景仰的楷模，完成上帝所賦予的特殊天命。兩百年後，美利堅合眾國邁入半百之際，一位法國的政治學家得達克維爾（Alexis de Tocqueville）在訪問這個「新國家」之後，在1831年提出了美國是個「獨特的」（exceptional）國家的想法，因為這是一個由移民所組成的現代民主國家。得達克維爾的說法衍生出「美國獨特主義」（American exceptionalism）的理論，認為美國在世界上有其特殊地位，人民來源雖然殊異、卻對於自由、人權、民主等有著共同信仰，也為上帝所特別眷顧。不論是清教徒認為必須在新世界建立一座眾人仰望的模範城市，或是啟蒙思潮的衝擊下認定美國負有特殊使命的「美國獨特主義」，在在都左右著美國的政治與社會思潮，甚至是美國主流人民最基本的自我認同。文學的呈現裡自然也少不了這種基本信念的表達，或是對於這種「選民」（chosen people）心態的質疑與辯證。許多批評家認為美國當代文學名家約翰．厄普代克的創作──特別是兔子四部曲（Rabbit Tetralogy）──基本上就是試圖與這種美國的獨特性進行文學性的探討與對話。以下短文將簡介厄普代克的生平與文學成就，並且透過兔子系列──特別是首部曲《兔子，快跑》（Rabbit, Run, 1960）──討論厄普代克與美國天命論述之間的辨證。

約翰．厄普代克於1932年出生於美國賓州的郊區小鎮瑞汀（Reading），從就讀哈佛大學英文系開始，就不斷嘗試寫作及繪畫。深為迪士尼卡通新科技所感動的厄普代克以優異成績畢業之後，曾經在英國牛津的美術學院進修，原先想要成為卡通創作者，但是回到美國旋即進入《紐約客》（New Yorker）擔任編輯，從此開始他長達五十餘年的創作生涯。在他於2009年因肺癌辭世之際，總共出版了二十四部小說、十五本短篇小說集、十冊詩集、九本散文評論集、一部回憶錄、五本童書以及一部劇本。厄普代克終其一生獲獎無數，雖然與諾貝爾文學獎始終緣慳一面，但在美國本土卻是文學獎的常勝軍，曾經獲得兩次普立茲小說獎、兩次美國國家圖書小說獎（National Book Award for Fiction）、三次國家書評家小說獎（National Book Critics Circle Award for Fiction）以及美國藝術文學學院小說金質獎章（American Academy of Arts and Letters Gold Medal for Fiction）等殊榮，2008年更受美國政府邀請擔任人文領域至高榮譽的傑佛遜講座（Jefferson Lecture in the Humanities），可以說是一位創作能量極為豐沛、而又廣受讀者喜愛與批評界認可的多產作家。

厄普代克在回顧過去時自道，或許他一開始就踏入文學創作，沒有太多機會體驗美國社會，但是基本上他認為自己是個寫實作家，嘗試著以他一個美國男性的角度來描述他的國家。因此批評家們對於這位文學大家的蓋棺論定，多半認為他是以美國做為主要題材，而他的書寫也成功地繪製出二十世紀後半葉的美國社會歷史變遷的圖像。出生於經濟大蕭條時代、成長於二次世界大戰的厄普代克，幾乎可以與二次戰後的美國文學史畫上等號。如果誠如清教徒所深信，美國是依循天命立國，那麼厄普代克在文學上的卓越成就似乎也是這個天命的某種展現，以其過人的文采成為世界文學的「佳城在山」，也透過創作持續地檢討、剖視「美國獨特主義」。

值得一提的是，雖然厄普代克是以書寫美國小城鎮裡的中產階級、新教徒白人生活著稱，但是在他超過半世紀的創作生涯裡，他也嘗試過種種不同的題材，像是描寫新英格蘭現代女巫的《伊斯威克的女巫》（The Witches of Eastwick, 1984），幻想中美爆發核子大戰過後末日情境的科幻小說《末日》（Toward the End of Time, 1997），改寫莎劇《哈姆雷特》的《葛楚德與克勞狄斯》（Gertrude and Claudius, 2000），或是以猶太裔的作家以及反英雄人物貝可短篇小說系列（Bech）做為自我的化身，以《政變》（The Coup, 1978）想像非洲與非洲政治；此外，藉由一部後九一一小說《恐怖分子》（Terrorist, 2002），厄普代克也試圖了解造成紐約撼動人心的恐怖攻擊背後的基本教義派思想與世界觀。除了兔子系列以及貝可系列之外，厄普代克還以《整整一月》（A Month of Sundays, 1975）、《羅傑的版本》（Roger's Version, 1986）、《紅》（S., 1988）等三部曲，與美國文藝復興時期的名家霍桑（Nathaniel Hawthorne）的經典小說《紅字》（The Scarlet Letter, 1850）進行今古互文的對話。或許讀者與評者對於這些不同類型的作品反應不一，褒貶交雜，但是由此可見厄普代克想要突破地域、種族、性別、文類限制的雄心，他不只是要做一個代表美國中產階級的地方作家，更想要做一位全面向、全方位的世界文人。所以在稱許厄普代克做為美國代表性作家之際，我們也不應該忽略他的寬廣視野與胸懷。

在厄普代克諸多小說創作裡，兔子系列一向最為突出、也被公認為是最能代表他的作品。藍燈書屋的「凡人圖書系列」（Everyman's Library）在1995年集合了兔子小說四部曲出版成為《兔子．安格斯壯》（Rabbit Angstrom），正式賦予兔子系列世界文學經典的地位。厄普代克也為這本合集重新寫序。在序言中他提到「兔子」哈利．安格斯壯這個角色是他觀察美國的工具，透過兔子的眼睛，他看到比自己親眼所見更值得陳述的故事。對於厄普代克而言，「兔子就是我的兄弟，一位摯友。他開啟了我的作家之路」。這個帶領他的作者與讀者跑／跳過二十世紀後半美國歷史的角色，在創造他的小說家腦海裡，擁有更真實的生命、更銳利的眼光，是一個始終讓大家難以定論他究竟是好或是壞的人，也是一個幫助厄普代克探究美國天命的「典型美國人」。

但是，如果美國的天命真的是為世人楷模，那麼為什麼做為典型美國人的哈利不論再怎麼「跑」也逃不出庸俗的中產階級生活情境？也找不回青少年時代籃球明星的風采與信心？也無法停止肉體上的衝動與持續不斷的婚外情？兔子難以安分的存在，彷彿就在質疑這個天命論述的真確性。專門研究厄普代克的學者葛蘭諾（Donald J. Greiner）就認為厄普代克的經典之作整體而言透露出一種對於美國性（Americanness）越來越黑暗、懷疑的態度；經由兔子系列中哈利的尋尋覓覓，可以看出來厄普代克對於「美國獨特主義」的觀感越來越不確定。

哈利其實一點都不特殊，是個只受過高中教育，終其一生在中下、中產階級世界打滾的「典型美國人」。中等的學歷與生存環境的制約左右了他的視野與想法，但是同時他也受到一股想要向上提升的力量所強力驅使。許多時候厄普代克也將他描繪成一個受到身體或其他無明慾望所驅使而難以自我掌控的角色。也可以說早在《兔子，快跑》裡，厄普代克已經為他定型。因此兔子系列裡其實有兩種不同的敘事動力，一種是外在時空的改變，從1950年代一直走到二十世紀晚期，見證著美國社會的變動。例如冷戰初期的美國自許是「民主世界的堡壘」，帶領著自由國家對抗「邪惡的共產主義集團」；1960年代的越戰與反戰潮、民權運動等等衝擊著美國美好的自我形象；1970年代的能源危機與1980年代亞洲經濟勢力在全球化的浪潮下反撲；或是1990年代充滿世紀末的危機感等等。這些外在的歷史社會力量有如漩渦一般將所有角色捲入其中，在彼此的互動之間刻劃出變化中的美國，以及天命論述的消蝕。

另一方面兔子哈利像是坐在漩渦的中心，任憑外在時間的動盪呼嘯而過，他所在乎的是心中難以平息的「焦慮」（angst）。厄普代克在《兔子，快跑》就非常明顯地表達出哈利的坐立難安。小說以哈利技癢加入街頭青少年籃球賽開場，整場比賽中，除了再次接觸籃球所帶來的快感與滿足，哈利也一直意識到他並不屬於這群青少年，他們不知道、也不在乎哈利曾經是籃球高手的光榮事蹟。在現實世界裡，他只是個推銷神奇削皮器的推銷員，連他自己都不相信這種廉價的工具有任何革命性的意義，或是能夠幫助他爬升社會的階梯。這種不屬於、不被認可、前途只見死胡同的焦慮貫穿了整部小說。

即使如此，兔子這個角色依然沒有放棄神界的靈光，無論再怎麼覺得有志難伸也沒有放棄一種單純而又頑強的信心。《兔子，快跑》的扉頁引用了巴斯卡（Blaise Pascal）在《沉思錄》中的冥想：「聖靈恩典；心意堅定；外在環境」。三個不成句的片語道盡天上、人間與人心的鐵三角組合，也點明人類信心的源頭必來自於信仰。就像《沉思錄》的下一句話是「要把凡人變成聖人的確需要恩典；懷疑這一點的人不知道凡人與聖人之別」。雖然兔子的才智或許不足以理解他所要追求的神性，兔子仍然一再重申他是個有信仰的人。他就像厄普代克一樣並非無神論者，但是他所信仰的不是清教徒的上帝，而是一個創造之神，是一個時時在人類身邊的神，在適當的時刻會以各種方式與人類接觸，例如經由日常生活中的細節做為表達祂心意的暗喻。而凡人若想超脫，必須能夠在這些暗喻裡找到聖靈恩典的線索，走向自我提升之道。

哈利也能夠閱讀日常生活細節可能具有的寓意，但是他的理解有限。例如他在史密斯家打零工做園丁時，經由與自然的接觸體悟到生命的意義：「上帝會將水、空氣和土壤裡的養分自然地、慢慢地聚集在這個微小而堅硬結構裡，這堆土壤命中注定將要經歷一系列生命力的爆發」。他從勞動裡面得到奧義與喜樂是他最接近神意恩典的一刻，也是他最像「美國亞當」（American Adam）的時刻。厄普代克讓我們看到哈利的確有創造人間樂園的潛能，但可惜的是通常他看到的是生活的殘缺與不堪：他看到懷孕的妻子的臃腫與愚蠢，還有家裡的髒亂──髒酒杯、塞滿菸蒂的菸灰缸、皺巴巴的地毯、廢棄的報紙、殘破的玩具、灰塵的毛球──這些中產階級家居生活中最平凡、卻又最髒亂的一面帶給他無比的壓迫感，所以他會立即感覺像是有一張收緊的網子緊緊黏在背上，這種被「網住」的恐懼促使他在小說開始就走上逃家之路。

就某種層次而言，哈利的逃家行動展現了美國文化中對於能動力（mobility）的重視，也是天命論述中的另一種神話，隨著行走四方開闢疆土，創造新生。但是哈利尋找新生命的希望從一開始就注定失敗。他原意是要接了兒子回家，卻開著二手的美國福特汽車離開自己生長的布魯爾，沒有特定的目的，只想往南部開，「去到地圖中長滿橘子的小樹林、煙霧瀰漫的溪河和有赤腳婦女的地方」，尋找「南方天空中像大枕頭一樣的白色太陽」，卻迷失方向，越來越往西方前進，陷在網一般的地圖路線裡，最後選擇走上回家的路線。這個逃逸行為，除了注定失敗的反諷意義之外，就美國西進敘事的邏輯而言也是一大諷刺。美國立國神話以創造人間樂園為由不斷向西擴展，並以天命為藉口占據的原屬於墨西哥領地的西部與西南部，創造出雄踞北美大陸的超級強國。哈利卻不願意跟隨這個西進的神話起舞，因為在他的西進路線上只有骯髒的工業城市；實際上他也沒有能力做一個開墾西部的英雄人物，反而無助地迷了路。兔子想跑，卻逃不出文明的手掌心。然而小說結尾時他再度起跑；就像小說標題的祈使句型所諭示的，兔子彷彿是接收到上帝、或是其他神祕力量的指令而跑，有某種程度的神化意義，卻也大大降低了兔子的自我能動性。

同時，兔子的汽車逃亡記烘托出另一個兔子系列以及美國文學的重要主題，也就是變化中的美國地景。兔子在開出布魯爾時必須經過賈基山，敘事者提到「這山脊的上頭不時受到礫石坑、公墓和新開發建地的侵擾；但在某個高度以上又保留了數百英畝的森林──它是賈基山鎮的男孩們永遠無法徹底探索的保留區」。在兔子的日常生活環境裡原始森林與城鎮地景並存，在神祕的自然景觀裡，工業化中的美國卻不斷地侵蝕著山林河川，賈基山成了美國大陸原始自然的象徵，而紅色的布魯爾是人類文明建構物的代表，那個難以探索的保留區日後會逐漸開發，變化中的地景代表著美國越來越遠離自然，在文明演進的進程中距離清教徒移民所認定的天賦使命益發遙遠。

美國作家貝克（Nicholson Baker）稱讚厄普代克是「二十世紀美國文人的典範」，他無疑也是二十世紀美國主流文學的楷模，他所創造出來的「兔子」哈利更是美國文學中令人難忘的傳奇人物。厄普代克帶領著讀者探索「美國」這個不斷被神話／神化的謎團，不論是戰後的1950年代、渾沌的1960年代、暴發的1980年代、世紀交接又垂垂老矣的1990年，乃至於恐怖主義入侵、國土安全至上論述下的新世紀初年，都在厄普代克敏銳犀利的文筆下遭到放大檢視。或許直至今日「美國獨特主義」的迷思依然左右著美國主流思維，厄普代克的作品讓我們看到卻是一個不斷變遷、時時自我質詰的美國社會，持續與國家誕生的原初時刻進行對話。

參考資料

Baker, Nicholson. U and I: A True Story.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91.

Greiner, Donald J. "Updike, Rabbit, and the Myth of American Exceptionalism." Olster 149-61.

Olster Stacey. "Introduction: 'A sort of helplessly 50's guy.'" Olster 1-12.

Olster, Stacey, ed.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John Updike. Cambridge: Cambridge UP, 2006.

約翰．厄普代克。《兔子，快跑》。謝欽仰譯。台北：晨星，2010。

◎作者簡介
馮品佳
美國威斯康辛大學麥迪遜校區英美文學博士，現任交通大學外文系教授，中華大學特聘講座教授，中華民國英美文學學會理事長。曾任交通大學教務長、外文系系主任及中華民國比較文學學會理事長等職。曾獲2007國科會傑出研究獎。主要研究興趣在於英美小說，女性書寫，離散文學，少數族裔論述以及電影研究。國社會科學文摘》、《北京文學》、《莽原》、《文藝報》、《文學報》等刊物發表多篇研究及批評文章。

【完整內容請見《聯合文學》四月號30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