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北牯嶺街有許多場景是暗淡的夜晚，而北京的大院子總是在革命陽光照耀之下，這些孩子卻全都在晝與夜的邊緣窺視、掙扎、成長，迫不及待卻又遲疑猶豫因而跌跌撞撞的走進那個殘酷的成人世界。懷念楊德昌，在一個陽光燦爛的夏日。
導演楊德昌逝世三年了。
楊德昌去世後不久﹐我把「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A Brighter Summer Day，1991）重看了一次。也是那段時日，我才第一次看到姜文的「陽光燦爛的日子」（In the Heat of the Sun，1994），忽然發現兩者巧合地有許多相互指涉。兩部風格完全不同的電影，卻在幾乎相同的時間（九○年代初）回溯六○、七○年代，那個年代一群同樣年齡的少年──同一個民族同時異地的青春殘酷物語。
在那又壓抑又躁動的年代裡，台北的男孩混太保或者北京的男孩耍流氓就像一個成長的洗禮。可是楊德昌的那一群牯嶺街少年，就是當太保也當得那樣認真那樣大義凜然。我最愛老大「Honey」那個角色，真真是個人物，那份氣質和氣度，哪裡是後來一些黑幫電影裡那批痞子混混能比得上的？把「戰爭與和平」當武俠小說讀，Honey年輕的滄桑和天真的執著簡直讓人心碎。
主角「小四」也是個執著得讓人心疼的孩子，他殺女友小明竟是為了她「沒出息，不爭氣，不上進，說謊，沒骨氣……」，一連串的悲憤指控，不只對那女孩，更是對他周遭那個世界，那個陌生無情得令他失望透頂的成人世界。那樣樸素的正義感道德感，那一代的人好像多少都有──尤其是少年，可愛又可哀的少年。
「A brighter Summer Day」，來自「貓王」普里斯萊那首「Are You Lonesome Tonight」裡的一句唱詞。貓王的美國南方口音有點含混，「a bright summer day」的bright最後那個t唱重了，被仿唱的台灣中學生聽成「ter」──brighter summer day，不通的英文卻造成意外的效果，一個陽光「更」燦爛的夏日，被用來作了電影的英文名。
牯嶺街社區是那個年代台灣一個切面的縮影：業餘的太保和職業的流氓，唱美國熱門歌曲的中學生，鬱悶的政治大環境，就像「警總」逮人──莫名其妙被抓去的人坐在冰塊上寫自白書，然後也許不知所終，也許莫名其妙被放出來。幾乎每個人都帶著傷痕，海峽這邊或者那邊，成年人或者他們的孩子。
「A brighter Summer Day」和「In the Heat of the Sun」，兩部電影連英文名都隱隱契合。雖然台北牯嶺街有許多場景是暗淡的夜晚，而北京的大院子總是在革命陽光照耀之下，這些孩子卻全都在晝與夜的邊緣窺視、掙扎、成長，迫不及待卻又遲疑猶豫因而跌跌撞撞的走進那個殘酷的成人世界。兩邊的世界都荒謬到幾乎不真實的地步，而這些孩子們其實已經受傷了，像「陽光燦爛的日子」裡那場在雄壯的「國際歌」聲中的街巷混戰，其殘酷與荒誕只是成人世界的微型縮版吧。
先一步走進成人世界的似乎都是女孩。「牯嶺街」裡早熟而墮落的小明令小四失望絕望，刺死她才是對她的挽救和救贖；而「陽光燦爛的日子」裡世故性感的米蘭已經是成人了，她象徵著成人世界的虛幻與遙不可及，於是絕望地愛著她的男孩，他的抗議方式不是小四的憤怒和毀滅，而是變為冷嘲，玩世──跟隨著她的成長的方式。
最有意思的是：台灣六○年代的那群青少年是如此認真，對比起同時期最認真嚴肅的政治年代的大陸，北京那批少年卻是那等的玩世不恭。原作者王朔和姜文的玩世與楊德昌的嚴肅，其實都是對各自社會的「反動」吧。到了八○、九○年代，兩邊的兩群同時異地成長、都曾被時代的烈日灼傷的昔日少年，以各自相似又相異的路徑長成了成年甚至中年人，以他們各自的聲音與方式說出那段難以逼視的陽光下歲月的故事。
楊德昌就像他最後一部電影「一一」裡，那個追尋背後的圖像的孩子，要拍給人看他們看不見的東西……
懷念楊德昌，在一個陽光燦爛的夏日。
★楊德昌電影中的台北故事【《TIME》APR26/2010】
電影中這位來自台灣新浪潮導演的另一個讓觀眾省思的地方是，台北的天空已經是四四方方的天際線了，片中有場建築師的戲，他說他認不出哪裡是他的家了，電影裡娓娓道出了當時年輕人面對時代環境快速轉變與西化所產生的茫然與不適應。
在楊德昌導演(Edward Yang)的電影《青梅竹馬》(英文片名”Taipei Story”)片末，台中金龍少棒投手出身的男主角布店老闆阿隆（侯孝賢飾），搭計程車前往陽明山父親家的路上，他的情敵騎著摩托車從後面追了上來，阿隆叫司機停車，隨後下車與他的情敵扭打了起來，阿隆被一刀刺中了腹部，鮮血染紅了他的衣服，阿隆痛苦地爬到人行道旁，發瘋似地笑著問自己，為什麼？阿隆幻想著這個畫面，在一堆廢棄物裡面的破舊電視機，電視上播著金龍少棒贏得世界冠軍眾人歡慶的場面，這個畫面與失落而傷重的阿隆形成了強大的對比。
電影中這位來自台灣新浪潮導演的另一個讓觀眾省思的地方是，台北的天空已經是四四方方的天際線了，片中有場建築師的戲，他說他認不出哪裡是他的家了，電影裡娓娓道出了當時年輕人面對時代環境快速轉變與西化所產生的茫然與不適應。
2007年6月29日下午一點30分，名導演楊德昌因大腸癌病逝美國加州洛杉磯比佛利山莊住處，得年59歲。2002年12月17日，在楊德昌台北的辦公室中，白睿文(《光影言語》一書的訪問者)於此進行與楊德昌的對談。這也是楊德昌最後公開且完整談他的電影的文字紀錄。導演在華語電影，扮演了一個舉足輕重的角色。他在1982年以《光陰的故事》的第二段〈期待〉初試啼聲，即受到矚目。1983年的《海灘的一天》更是揚名國際。到後來的《青梅竹馬》、《恐怖份子》、《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等多部傑作，在在紀綠了台灣這塊土地的種種。而楊德昌導演本人又是如何看待自己的作品呢？
在楊德昌導演於1991年片長超過三小時半的史詩電影《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英文片名” Take A Brighter Summer Day”)，楊德昌導演則是對了50年代的台灣社會做了寫實的描寫，當時的台北城仍是綠地處處，間雜著路上的老建築，在當時那樣的一個封閉社會中，一群建中學生少年青春激盪的故事。此片亦被譽為台灣的西城故事。
楊德昌導演的《一一》(英文片名”Yi-Yi”)則是一部以家庭關係為主要論述的電影，在片中我們也看到了熟悉的台北人物與街景。楊德昌的多部作品深刻描繪台北人在城市型態轉變下，不同階段、不同階層的生活情事。楊德昌在2007年因病過世，即便是他這樣一位享譽國際的名導演，但是想在台北找到楊德昌電影的DVD，竟是如此困難，或許台北人都忙著研究楊德昌導演的電影，但卻忽略了他的電影已經快要失傳了。
【本文譯自《TIME》APR26/10，由台灣英文雜誌社授權刊載】
留言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