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紙鈔上的肖像是民國5年繼袁世凱死後上任的總統黎元洪;在紙幣母版雕刻完成後, 不料政局丕變、黎元洪已「下台」。(本報資料照片).jpg 

黎元洪被迫再度解散國會,亦辭去其總統職位。在整個危機期間,孫逸仙竭盡所能地挽救共和體制,要求懲治作亂的「請願者」。

     1916年,孫逸仙認為既然黎元洪出任總統且國會已重新召開,中國將能直接進入憲政時期。在拋棄中華革命黨綱領的過渡階段概念(因為該黨幾乎不存在,所以這個概念尚未被提出)之後,孫逸仙因而提議「恢復臨時約法,相信人民代表集會」,亦即1913年的國會。這屆國會以舊國民黨為多數黨,曾在1913年否定這個黨的孫逸仙,如今卻尋求它的支持。

     參戰問題 南轅北轍

     孫逸仙於1917年春重返政治舞臺,在中國辯論是否應投入世界大戰的時候。國務總理段祺瑞與總統黎元洪在這個問題上立場南轅北轍,而後者有多數國會代表,以及媒體、輿論的支持。其中所涉及的內政問題恐怕比棘手的外交議題還要重要。

     藉由主張中國參戰,段祺瑞期盼得到日本在財政與軍事上的援助,幫助他鞏固他個人在中國的權力,而不是派援兵幫助協約國。東京方面,寺內正毅新內閣支持這個政策,認為它比1915至1916年的野蠻侵略更符合日本的利益。

     爭論始於1917年2月,當時美國已與德國斷絕關係,並呼籲像中國這類的中立國追隨其做法。3月初,段祺瑞試圖以恫嚇手段逼黎元洪和國會同意與德國斷交。

     就在這個時候,孫逸仙介入爭端,建議中國應維持中立:「一國之地位,能否上進,須視自力,加入(協約國)之結果,於國中有紛亂之虞,無改善之效。」參戰所涉的外交與國際問題,全寫在一本小冊子;晚近史學傳統認定小冊子是孫逸仙所寫,事實上,朱執信似乎才是真正的作者。

     這本題為《中國存亡問題》的小冊子,成書於1917年4月或5月,可能有徵詢孫逸仙的意見。該書內容極端敵視英國,批評俄國是最危險的潛在敵國,並重複中、日文化相通、利益與共的老調。這本書認為德國對中國的侵略性不若俄國,並宣稱就中國而言,同盟國獲勝較之協約國獲勝,利大於弊。

     段祺瑞迫使中國參戰的唯一手段就是訴諸武力。4月,段祺瑞在天津召集北洋集團的將領、都督。5月11日,他派出「請願者」包圍國會。在5千士兵的威脅下,黎元洪被迫於6月12日再度解散國會。然後,他亦辭去其總統職位。

     在整個危機期間,孫逸仙竭盡所能地挽救共和體制,要求懲治作亂的「請願者」,並懇請南方、西南方將領針對北洋集團諸派系發動懲罰性征討:督軍、省長……不得自言中立,進退失據。按中立者,即脫離中央關係之謂……果脫離何國何人何政府耶?若脫離民國,固當為四萬萬人所擯棄。

     孫逸仙與海軍總司令程璧光聯繫,當時程璧光正考慮率艦隊介入,對抗北方,並提議將中央政府搬遷到上海。最後孫逸仙在兩艘軍艦護衛之下,前往廣州。7月17日抵達南方港埠時,孫逸仙受到來自北京的國會議員、地方議員和廣東都督的歡迎。

     孫逸仙向他們發表重要演說,主張必須以武力挽救民國體制、維護國家的統一。廣州可做為遭北方武夫放逐之合法政府的庇護所,以及重新奪回權力與國家的軍事根據地:欲爭回真共和,以求福利者,必須有二大偉力:其一為陸軍,其二為海軍……確知非得強大之海陸軍,為國民爭回真共和……鄙人今日所望於諸公者,即日聯電,請海軍全體艦隊來粵,然後即在粵召集國會;請黎大總統來粵,執行職務。

     面對喧鬧的國會代表與一心只想維護、增強自己勢力的將領,孫逸仙則打著共和正當性和國家統一的牌。此舉還算成功。7月21日,海軍總司令指揮麾下15艘軍艦駛離上海,開赴廣州,當時廣州已聚集130位國會代表,約占總數的三分之一。

     無論孫逸仙具備怎樣的政治才幹與說服力,他的成功還得力於其他因素。孫逸仙動用經費讓艦隊揚帆而去,這筆資金也讓國會議員得以南下。這些錢究竟從何而來?

     二次大戰後在波茨坦(Potsdam)檔案處被發現的一份德國駐上海總領事館祕密報告,提到領事館與孫逸仙在1917年3到8月間的接觸。德國人的出發點在推翻或顛覆有意加入協約國陣營的段祺瑞政府。德國人知道孫逸仙反對參戰政策,此外,想必也注意到《中國存亡問題》中相對有利於德國的主張。孫逸仙的友人、同志曹亞伯居中斡旋。孫逸仙要求兩百萬元的資助,以便買通陸軍和海軍。

     雖然無明確證據可證明孫曾收到這筆款項,但所有跡象皆顯示有這麼一回事,包括廣東都督曾不經意地對美國總領事和盤托出。

     廣州政府 對德宣戰

     1917年9月13日,廣州政府(由孫逸仙主導)對德宣戰,這肯定教德國外交官大失所望。他們深信是他們在利用孫逸仙,不過,孫逸仙也在利用他們。若德國資助這段插曲確有其事—我相信應是如此—則可證明孫逸仙為爭取外國人援助的友好姿態,帶有濃厚的機會主義色彩。

     這位革命領袖並未對換取金錢援助的荒唐承諾,感覺有絲毫的責任束縛。事實上,他似乎把為正當理由而撒謊視為政治技巧和愛國赤忱的展現。外國觀察家不能理解變幻莫測的真相,他們習慣照字面意義解讀這類文本,於是抱怨遭到背叛。這種理解上的差異,可能正是造成東、西方對孫逸仙不同見解的主要原因之一。

     無論如何,廣州政府的對德宣戰後驗地證明,1917年春有關中國是否參戰的爭論,基本上是中國內部政治的糾葛。一旦段祺瑞的問題不再,對孫逸仙及群集廣州的國會議員而言,單純的外交考量似乎就不構成任何障礙。(待續)

  • 2010-06-26
  • 旺報
  • 【作者/瑪麗克萊.白吉爾 譯者/溫洽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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