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圖節錄自野人出版《黑暗中輕輕一吻》】
「大逃」是我替自己取的名字，用來代表我逃家後的新身分。雖然我得在街頭討生活，但那裡沒有冒充我家人的寄養家庭，我很喜歡這個名字。
在街頭，我把時間都花在畫畫上，天空就是我的老師，地板就是我的畫布。然後我遇到了躺椅上的比利，他覺得我可能是達文西第二，還帶我去圖書館。他說只要你的手乾乾淨淨，就算沒有穿大衣也可以進去，還說圖書館有這條規定，他可以證明給我看。
可是那天炸彈落下後，這個城市似乎死去了，卻讓我有了新的家：除了比利，我還得照顧小毛和緹雅，以及她的寶寶六便士。緹雅很會跳舞，就跟我會畫畫一樣。我們到處搜尋食物、在廢棄的夢樂園裡避難，睡在恐怖屋裡、坐上旋轉木馬，還搭已經不開了的火車去沙灘──因為海洋就像旋轉木馬，永遠會在那裡……但是，小毛的媽媽會來找他嗎？緹雅今夜會回來嗎？我還沒送她那條項鍊。
我想我們最後還是會找到小毛爺爺的農場，我會在那裡蓋一座睡蓮池，就跟莫內畫裡的一模一樣，有了真的池塘，我就再也不需要那本被燒掉的畫冊了……
十二歲的流浪兒「大逃」，是世界的局外人、沉靜的旁觀者，天生雙眼顏色就不同：一隻褐，一隻灰，好似光明與黑暗。畫畫是他理解世界的方式，他用粉筆在街頭畫下對生命的熱愛，以友愛與幻想抵擋殘酷的戰火：莫內的睡蓮池、梵谷的隆河星夜、畢卡索的臘腸狗、婚禮鴿子、有著鳶尾花顏色眼珠的少女……
全書瀰漫詩意的語言，透過主角那雙藝術的眼睛，於殘酷中照見美麗。或許，藝術與想像是人間抵抗戰爭的最後武器。
新書內容：
序曲
在陰雨綿綿的午後，你不會想到在遊樂園這種地方看見芭蕾伶娜，不過我們就是在那裡發現緹雅的。起初我真希望我們沒有看到她，畢竟我、比利和小毛三個人恰恰好，可不需要多一個人照顧，尤其不要芭蕾伶娜。更糟的是，她帶著一名嬰兒，你不能二選一，母女是同進同出的，就像生菜沙拉的包裝袋上，還用膠帶黏上免費贈送的小包美乃滋。
我們發現她時，她看起來不像芭蕾伶娜，只是一個普普通通的女孩，身上穿著紅色長大衣，腳上蹬著黑色機車靴，看起來對她纖細的雙腿是大了些。她的皮膚是月亮的顏色，她的一頭長髮在臉頰旁邊隨風飄逸，像是蜘蛛網的絲線。她像個古時候的淑女側身坐在一匹白木馬上，嬰兒只是她大衣中的一塊突出物。旋轉木馬的頂篷邊緣滴落著雨水，整體看起來像個巨型的水晶枝形吊燈，只不過真正的吊燈上不會有木馬。
我們看到她時都愣住了，因為很少人會來已經停運的遊樂園玩耍，尤其是正在打仗的時候。
不交朋友的許可單
「大逃」是我離家出走的化名。這名字感覺還不賴，因為我每次離家出走時都會逃學。「大逃」聽起來像「大頭」，但我還是喜歡這名字，反正大頭大頭下雨不愁，況且新名字就像新生命，希望我的新生命會比舊生命還美好。
一旦決定出走，事情就好辦了。我定好計畫之後就記在心裡，因為大家都知道計畫是絕不能寫下來的，免得別人發現。那是學期的最後一天，接下來就要放假了，但我還是去上學，這是計畫的一部分。如果沒去學校，老師們就會通知我的個案輔導員，他們知道我以前離家出走過，只不過那時我沒有事先規劃，所以沒兩下就被找到了。我聽到同學跟他們朋友說放學後要做什麼，還有放假時要去哪裡玩。有些人要去海邊，其他人要去奶奶或阿姨或哪個親戚家住。我沒跟任何人說我要做什麼，這也在計畫之內，甚至不可能發生的事情我都想好了對策。不可能發生的事，就是有人邀我放學後到他家去玩，這種事不可能發生，因為只有朋友才會邀你去他家玩。但如果真的有人邀我的話，我的對策是假裝沒聽到。
有時候我會瞎掰一些理由，替自己解釋為什麼沒朋友，有點像同學帶去學校的體育課請假單，上面寫說他們膝蓋痛或身體哪裡出問題，所以沒辦法打球什麼的。以下是我的一些理由：
親愛的卡瓦納老師：大逃沒辦法交朋友，因為他三年內換了七所學校，沒時間好好認識任何一位同學。
親愛的卡瓦納老師：大逃沒辦法交朋友，免得他不小心跟他們說了不該說的話。
親愛的卡瓦納老師：大逃沒辦法交朋友，免得他們問他身上的瘀青是怎麼來的。
親愛的卡瓦納老師：大逃沒辦法交朋友，因為他沒有像樣的家庭可以做為跟同學聊天的話題。
親愛的卡瓦納老師：大逃沒辦法交朋友，因為他在畫畫時，偶爾會沒聽到別人跟他說話，而讓對方覺得很沒禮貌或神經有問題。
親愛的卡瓦納老師：大逃沒辦法交朋友，因為他數學不好，同學可能認為他很笨。
除了找藉口之外，我還自己編了一些許可單，要是有大人願意幫我寫，我也很想帶去學校。
親愛的卡瓦納老師：我准許大逃把手伸到天上，因為那是他瞭解光線的方式。看到光線照到他手指的哪些地方、陰影從哪裡開始和消失，以及瞭解清晰黑影和柔和灰影的深淺差別，對他是而言很重要的。
親愛的卡瓦納老師：我准許大逃隨時可以往窗外看，而且想看多久就看多久，因為他不是在偷懶，而是在思考顏色和光線這種重要事情。
親愛的卡瓦納老師：我准許大逃每天都把時間花在畫圖或欣賞別人的畫作上，因為那是他理解世界的方式。
親愛的卡瓦納老師：就算大逃在您認為應該練習數學的時候畫畫，也請不要懲罰他。
希望在我要去的那個地方，我不用向任何人解釋我的行為。
離家出走的前一個晚上，我從工具室裡拿出爸爸的大衣（之前就藏在那裡了），然後塞進背包裡。大衣還是有燒焦味，衣緣燒黑的部分在我手中粉碎，像是烤焦的土司。隔天一大早我就出發去學校，才不會有人看到我鼓鼓的背包而問些令人難以回答的問題。這是學期的最後一天，學校兩點就放學了，所以冒充我家人的寄養家庭不會在門口等著接我回去。我把口袋裝滿粉筆，然後走去火車站。我用沙發軟墊下找到的零錢買票坐車去市內。火車正在月台等候，它是深藍色的，我最喜歡這種顏色的火車了。趁著心意還沒轉變，我趕緊踏上去。身後的門關上時，胸口彷彿關了一隻鳥，牠不斷拍打翅膀想要掙脫，讓我喘不過氣來。
我在中央車站下車，雖然天氣炎熱，簡直像有熱浪來襲，但我還是去廁所把爸爸的大衣穿上。除了腦中的記憶之外，大衣是我唯一留下屬於爸爸的東西。輔導老師說如果要跟新的寄養家庭和睦相處，就一定得互相讓步。她說蘭森太太之所以要燒掉爸爸的大衣，可能只是為了幫我忘懷過去，好展開新生活。
我從廁所隔間出來時，故意側面站在鏡子前方，這樣才會只看到左側的面孔。那是我看起來勇敢、想得勇敢和做得勇敢的一面，表示我不需要朋友或家人的一面，是我栗色的一面。有一次，爸爸說上帝是女的，她在那裡左思右想，不知道自己最喜歡栗棕色還是鴿灰色的眼睛，於是就各給我一個。我盡量不用灰色的那一邊看事情，因為那讓我想起爸爸，我不想跟他一樣。鴿灰色就像陰影，本身不是真實的，需要另一個東西存在它才存在，就像媽媽離開時，爸爸也開始消失了。
我走出廁所，進入地下鐵，被一大群人推著走，他們看起來都有目的地。栗棕色的那一面會想到家庭和家人，但灰色的那一面像個鬼魂跟我輕語：並不是所有家庭都幸福美滿。我把爸爸的大衣拉上來一點，把一隻穿著球鞋的腳放上電扶梯梳齒狀的金屬踏階，然後再放上另一隻。電扶梯把我往上帶到街道的高度，在那裡，上帝的光芒從摩天大樓之間流瀉而下，形成各種有趣的角度和陰影。我停下腳步，把手伸到空中，但是在大城市裡很難站得穩。行人會撞到你，露出惱怒的表情，好像停下腳步是犯法，觀察光線是異常。於是我放下手臂，跟著人群走，但是只走到購物商城就打住腳步了。
我一看到商城就喜歡。一個個廣告條彎彎高掛，有如一抹抹的微笑，是媽媽如果為了你而回到你身邊，你會給她的那種永遠停不下來的微笑。在商城裡，大家的舉止行為各不相同。想慢慢走就慢慢走，想欣賞櫥窗就欣賞櫥窗，也有人坐在階梯上，把午餐的麵包屑拿來餵鳥吃。我看到一群人圍觀著，就擠進去湊熱鬧。
有三個人用粉筆在人行道上畫圖。一位是黑人老婆婆，一位是脖子上有一圈帶刺鐵絲刺青圖案的年輕人，還有一位是額頭皺紋像峽谷一般深的男人。我猜他可能是某人的爸爸，或者他老婆離他而去，或是他曾經打過仗，因為額頭不會莫名其妙出現那樣深的皺紋。最奇怪的是竟然沒有人趕他們走，沒有人在他們的畫上吐口水或撒尿，這簡直是奇蹟，來這裡果然是對的。我把爸爸的大衣墊在屁股下坐著看他們畫。那些畫很棒，真的很棒。我從來沒想過正規的畫家會用粉筆畫畫。我用粉筆畫圖，只因為用剩的粉筆條是我能夠弄到手的免費畫筆。
黑人婆婆抬頭望我一眼。我看不出來她的眼睛是什麼顏色，只覺得濕潤深暗又閃閃發亮，像兩池止靜的深水。有那麼一剎那，我覺得自己看到她眼中的圖案，好像我直接看到她記憶儲存的地方。她露出微笑，不曉得是不是知道我看到了什麼，或是看到我藏在內心的圖案，然後她又繼續埋頭畫畫了。她留著一頭白色長髮，頸上戴著羽毛、貝殼和細繩串成的項鍊。羽毛是亮紅色和天空藍的，我以前從沒看過那樣的羽毛。城市裡的鳥幾乎都顏色黯淡，只有鴿子例外，鴿子的腳爪跟大黃根一樣是紅色的，脖子則圍著翠綠和紫色的羽毛。不知道這位黑人婆婆是打哪裡來的，會不會想念那些鳥。
我在那裡坐了好久，也許有好幾個小時。眼睛具有神奇魔力的老婆婆離開了，但我還繼續坐在那裡，看著另外兩個人用碎布裹住粉筆，把褲子上的七彩粉筆灰拍掉。他們離開後，我湊近一點瞧瞧。一位老頭子也在欣賞那些畫，我之前看到他站在人群之中。他是比利，不過當時我還不認識他。
有一幅是戴著羽毛頭飾的美國印地安人，畫在橢圓形的框框裡，顏色是橘褐色和白色，像是泛黃的古老照片。看得出來畫者很懂得運用光影，因為印地安人的臉部皺紋畫得維妙維肖，好像可以把手指伸進去。緊鄰印地安人畫像的是另一個橢圓形，裡頭寫了文字。兩個橢圓黏在一起，很像女生掛在脖子上的相片盒吊墜，只不過大了許多。
那個老頭子（就是比利）開口說：「我看這是西雅圖酋長，一百五十多年前他發表了一場演講，結果聲名大噪。他說過一些很重要的話，到現在大家都還記得，那裡頭就是他講的。」他朝橢圓形裡頭的文字挪挪下巴。
我媽媽的照片也裝在相片盒吊墜裡。不知道她有沒有對我說過重要的話，真希望能夠想起來，就可以寫在照片盒的另一半橢圓裡了。我知道我不是在一百五十年前看到媽媽的，但是感覺上真的過了很久。他們說我快十二歲了，但有時候我覺得自己遠不止這個歲數。也許他們騙我，反正有些事情他們也沒跟我說實話，唯一能夠確定的是我的歲數位於出生和死亡之間。
真希望能夠在人行道上畫媽媽，就畫在西雅圖酋長的旁邊，但我不記得她的臉孔了。她那張照片是從好遠的地方照的。照片裡，她站在後院，旁邊是曬衣繩，後方是一間小屋，她抱著裹在毛毯裡的小東西。我看不到毛毯裡包著什麼，但我知道那是我。照相的人不了解陰影就跟光線一樣重要。光和影都需要，才看得到事物的真實面貌。媽媽的照片裡沒有任何陰影，也因為光線太強，看不到她的臉。
西雅圖酋長旁邊的圖畫主要是用紅色和黑色畫成的，這兩個是戰爭的顏色。有一次我在電視上看到戰爭，但爸爸把一張椅子摔過去，結果電視火星四濺，冒出白煙，還發出很可怕的臭味，好像戰爭真的在電視機裡頭發生了。那次之後我們就再也沒有電視可以看了。
比利說這幅戰爭圖叫做「末日決戰」，中間畫著一條紅色斜線，地方議會如果要禁止狗或滑板這種東西時，都會畫這種斜線。我猜畫者希望禁止戰爭，這個想法倒是不錯，因為戰爭比狗還殺掉更多人，至於滑板，我猜應該還沒有人被滑板殺掉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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