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衰退常見,蕭條罕有。據我所知,只有兩個時期出現所謂的「蕭條」:1873年大恐慌之後的通縮及動盪,以及1929至1931年金融危機後的嚴重失業。

19世紀的「長期蕭條」與20世紀的「大蕭條」都不是不間斷的經濟衰退時期。相反的,兩者均曾出現經濟成長的時期,然而這些改善不僅不足以彌補最初衰退所造成的傷害,而且繼以復歸故態。我擔心,我們已經進入第三次蕭條的初步階段。它類似「長期蕭條」的程度可能大於更嚴重的「大蕭條」,然而它對全球經濟,尤其是無數失業者產生的衝擊必然極為可觀。

政策失敗是第三次蕭條的主要特徵。各國政府最在意通膨,實則真正的威脅是通縮。各國政府一再強調撙節的必要,真正的問題卻是支出不足。

在2008及2009年,我們好像已經記取歷史的教訓。與面臨金融危機時,動輒調高利率的前人不同,當前的聯準會及歐洲央行領導人相繼降息,並以具體措施支撐信貸市場。與在經濟衰退時,試圖平衡預算的歷屆政府不同的是,當今的各國政府允許赤字增加。比較妥當的政策協助全世界避免徹底瓦解:金融危機引發的衰退已於去年夏天結束。

然而未來的歷史學家會說,這不是第三次蕭條的結束,正如1933年開始的企業止跌回升並不是大蕭條的結束一般。畢竟失業,尤其是長期失業的局面仍然極為嚴重,而且迄未出現迅速好轉的跡象。美國與歐洲正逐步跌入日本式的通縮陷阱。

面對如此險惡的局面,讀者可能預期決策者明白,政府仍未採取可促進復甦的足夠措施。實則不然。過去幾個月間,匯率穩定的貨幣與平衡預算的傳統觀念出現驚人的抬頭趨勢。

在歐洲,舊宗教捲土重來的現象最明顯。歐洲官員似乎自胡佛的多次演說中歸納他們的論點,並認為加稅與削減支出有助於強化企業的信心,進而造就經濟擴張。然而實際上,美國的表現並不是特別突出。聯準會似乎對通縮的風險了然於心,但對因應這些可能風險卻等於零。歐巴馬政府明白時機未成熟時,倉促祭出財政緊縮壓施的風險,然而由於國會共和黨人與保守派民主黨人不願意為各州政府提供額外協助,以致緊縮還是無法避免,形式是州政府與地方政府縮減預算。

為何出現政策錯誤轉彎的局面?強硬派人士經常以希臘及部分歐洲邊緣國家面臨的棘手難題證明自己的所作所為絕對正確。的確,債券投資人己經轉向背負龐大赤字的各國政府。然而並無任何具體證據可以證明,經濟蕭條下的短期財政緊縮措施可以安撫投資人。正好相反:希臘同意採取嚴厲的緊縮措施,最後卻發現,它的風險利差進一步擴大。愛爾蘭曾經大砍公共開支,市場卻認為,它的風險比不願服用強硬派所提處方的西班牙更嚴重。

局面幾乎有如金融市場明白決策者不明白的道理:長期的財政責任誠然重要,蕭條時期撙節開支卻足以導致蕭條更嚴重,並奠定通縮的基礎,最終將以失敗收場。換言之,我認為這與體認希臘的情勢無關,也和削減赤字與刺激就業孰輕孰重無關,而是與理性分析毫無關聯的傳統觀念的勝利。(作者Paul Krugman是紐約時報專欄作家/陳世欽譯)

【2010/06/29 經濟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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