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國務院有一批處理中國事務的專家，外間管他們叫中國通，顧名思義是說這些人通曉中國事務；美國新聞媒體也有所謂中國通，即指長期派駐中國採訪的記者，本來他們也許並不懂中國事務，但長駐中國，天天接觸，久而久之，不通也變通了，這是邊做邊學的一類。即使這些人，派去中國前，還是會先研讀和中國有關的書籍、並學習語文，才不致到了駐地後，像盲人瞎馬一樣。
還有一些人志在去中國當特派員，唸書時就開始準備了，像現在當紅的《華盛頓郵報》中國通潘文（John Pomfret）就是個例子。早在三十年前他就讀於史坦福大學時主修東亞研究，然後去南京大學與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合辦的美中中心深造，四年前潘文出版了一本叫《中國教訓》（Chinese Lessons）的書，寫的就是他在中國求學的經歷以及他幾位同班同學後來在中國發展的故事。此後，他的新聞生涯一直和中國有關。天安門事件時，他是美聯社派駐北京的記者，後來加入《華盛頓郵報》，成為駐北京分社主任。一九九八年柯林頓訪華，我在北京認識了潘文，不過那時他正被中國當局杯葛，拿不到工作簽證，徬徨度日。
目前潘文是《華盛頓郵報》掛頭牌的中國通，凡與中國有關的重大事件或報導都由他執筆，二十六日那天一篇登在郵報頭版關於中國在巴西大量投資、擴展在南美勢力的專文，就是潘文在巴西深入採訪後撰寫的。今年二月間一篇把中國描繪成「新的紅色警怖」（The New Red Scare）特寫，也是他和郵報前駐北京記者馬福森（Steven Mufson）共同執筆的。此外，美國對台軍售也是他眾多的報導主題之一。最重要的是，潘文是每星期天郵報「瞭望版」（Outlook）的主編，這是郵報極重要的言論版面。潘文可說是時下美國主流媒體幾不做第二人想的中國通。
潘文之前，《洛杉磯時報》的孟捷慕（James Mann）是美國大報以撰寫中國報導享譽國內外的，他寫的《轉向》（About Face，一九九八年出版，台灣有中譯本）一書，尤其膾炙人口。可惜他後來離開《洛杉磯時報》，專事寫作，不再從事中國新聞報導工作。好在他近年推出的專書如《火神的興起》（Rise of the Vulcans，專寫小布希政府的鷹派人物）、《中國狂想曲》（The China Fantasy）等，可讀性甚高，暢銷一時。潘文和孟捷慕均屬自由派，骨子裡對中國並無太多好感，兩者的行文，潘文處處以美國利益為主體，孟捷慕較為超然，只是在意識形態上比潘文更為厭惡中共的極權統治，對台灣也有較多的同情。
就文字而言，《紐約時報》首任駐北京分社主任包德甫（Fox Butterfield）是一把好手，其所著《苦海餘生》（Alive in the Bitter Sea）一書，道盡大陸同胞在毛澤東暴政下的苦難，成了台灣反共宣傳的最佳才料，但他回到美國後，派為波斯頓分社主任，絕少再寫與中國有關的話題，為讀者一大損失。美國主流媒體似乎不願養一個專寫中國報導的記者，以致像《華盛頓郵報》的孫曉凡（Lena Sun，名小說家於梨華之女），從北京調返華府後，即投閒置散，實在是一種浪費。像潘文和孟捷慕回到美國後，還能一直寫與中國有關的報導，可算是異數。
抗戰期間代表《時代雜誌》在重慶採訪的白修德（Theodore White），更是第一流的寫手，上世紀六十年代後每四年寫一本美國總統大選的內幕而成名，他的回憶錄《追尋歷史》（In Search of History）是頗值一讀的。和白修德同時長駐重慶採訪的《紐約時報》記者艾特金森（Brooks Atkinson）戰後成為權威的劇評家（drama critic）。另一採訪國共內戰的紐時記者蘇立文（Walter Sullivan）則成為著名的科學版編輯，這幾位在政治、戲劇及科學領域的卓越成就，掩蓋了他們早期作為中國通的名聲。看來真像美國前駐北京大使羅德（Winston Lord）說的，根本不可能有所謂中國通，因為中國太複雜、太難了，永遠都弄不通的，是否因為白修德等人視中國為畏途，反而使他們在非中國領域內大放異彩。不管怎麼說，他們在中國的經歷，是他們新聞事業的重要里程碑，巧的是，他們絕大多數是哈佛人，費正清地下有知，應感到無限安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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