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洲政府過去大多無力保護野生動物。不過另一個模式──獵人、有錢的保育人士與當地農民的組合，卻顯露出希望。
世上只剩八頭北方白犀牛還活著，而且都受到圈養。留在剛果野外的少數幾頭，已數年無人目擊，恐已遭不幸。今年年初，試圖挽救這個亞種的最後努力，是把四頭白犀牛由捷克動物園運往肯亞Laikipia 保留區裡的Ol Pejeta保育處。
然而拯救這種動物的機會仍然渺茫。除了在未來用冰凍樣本進行再造工程之外，想要保存其基因，最好的指望就是讓這最後幾頭北方白犀牛和南方白犀牛交配。這意謂著可能在百萬年前演化為獨有種的生物，終於走上了絕路。是的，非洲犀牛的衰亡──黑犀牛與白犀牛均然──是保育故事裡最哀傷也最具啟發性的一章。
狩獵的爭議
有些環境經濟學家認為，保育人士未能認真地看待地方的成本與利潤，因此加速了生物多樣性的喪失。他們強烈地主張私人部門應該進場。「私人管理架構在掌握生物多樣性的經濟價值上，是要有效率得多了。」德國環境經濟學家Wolf Krug說。他也批評若干動物權組織所推動的禁獵活動。他說這種策略只會貶低他們試圖拯救的動物的價值。令人驚訝地，其實有不少保育人士在面對壓力與私下場合裡，贊成有限度的獵捕，以提供當地社區一定的收入。
有些國家在和狩獵共存上已有成果。比方說，納米比亞允許獵捕各種羚羊，以作為當地超市裡高蛋白低脂肪肉類的來源，但這些動物的絕對數量卻增加了。Pretoria大學的Peter Lindsey認為，那些動物權團體不讓非洲以智慧來利用大象──在他看來，牠們的象牙是一種資源，因為大象的繁殖力意謂著牠們可以成為永續的收成對象。他估計非洲的狩獵業價值可達每年2億美元：對當地社區來說是個潛在的寶庫。
當地人的參與
就像豪宅在歐洲被迫向公眾開放，非洲的保育地也必須開放給鄰居使用。「在普遍貧困的國家裡，劃地為堡的心態極不可取。」動物學家Chris Thouless說。
這就意謂著，如果保育區利用了土地，那麼它就必須能為當地人帶來更多的利益。未來非洲的私人保留區很可能出現在更乾燥、更偏遠的地方。而即使如此，其成本仍然相當高昂。這些開銷可能藉由賣豪宅給闊佬，並讓他們取得保育組織董事會席次的方式來打平，或者直接透過保育組織的捐款來補貼。不管是哪一種方式，都需要海外資金──而這可能會引起政治問題。
【本文譯自《THE ECONOMIST》SEP04-10/2010，由台灣英文雜誌社授權刊載，未經同意禁止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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