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人民幣在世界各地帳冊上的接受度提高，美元的準備貨幣地位將會被篡奪。不過，目前人民幣在成為世界首要貨幣的道路上也面臨一場苦戰。即使中國人都不見得願意這個結果來得太快。
聲譽卓著的末日博士魯比尼比任何人都精準預測到二００九年全球金融危機，這震驚了他的同業與更廣泛的金融界。魯比尼和他的多數同業不同，在他眼中，經濟災難並非那種一生只會發生一次且沒有清楚導因的怪異事件。世界各地數十年來的嚴謹研究讓他瞭解到，危機不僅經常發生，而且是可以預測得到的。本書針對一般讀者，闡述他所獨創的「危機經濟學」（Crisis Economics）－－危機絕非例外，而是常態。危機不僅可以事先預測，也可以加以避免。
人民幣會成為全能的貨幣嗎？
乍看之下，中國的貨幣——人民幣——似乎是緊追在美元之後的最明顯候選者。能與它爭鋒的貨幣非常少。英鎊、日圓和瑞士法郎目前依舊是非常次要的準備貨幣，它們也許能暫時作為逃避美元的避風港，但這些貨幣終究是隸屬於一些國力江河日下的國家。以更大範圍來說，歐元的情況也一樣，歐元的存續取決於一群難搞的國家是否願意繼續團結，而且其中很多國家更面臨著赤字惡化、人口老化與新興市場嚴厲競爭挑戰等問題。
回歸金本位更不可行。儘管最近黃金重返榮耀，但以黃金作為貨幣體系的基礎，依舊像是凱因斯所謂的「蠻荒時期的遺俗」（barbarous relic），他的說法非常貼切。儘管黃金可在美元崩潰之際提供暫時的庇護所，但金價的上漲多半是導因於對未來的恐懼與焦慮。當然，黃金的確算是個藏身之地，但絕對不能作為新貨幣秩序的基礎。原因是它的實際用途不多，難以儲藏，而且相對於目前全球經濟的規模，黃金的存量實在過少。這些特質全都讓黃金無法成為理想的準備貨幣候選人。
儘管如此，如果各國政府訴諸赤字貨幣化的手段，導致通貨膨脹上升，黃金的價格有可能會大幅上漲。不過，一旦這個情況發生，各國央行可能並不會試圖囤積供給有限的黃金，反而比較可能投資更多石油和其他原物料商品，來作為規避通貨膨脹風險的手段。換言之，當它們在從類似美元這種通貨撤離的同時，將會快速湧向實體資產。
看來看去，似乎只有人民幣能成為美元的長期替代選擇。中國的情況看起來很像取得強權以前的美國：擁有大量的經常帳順差、成為世界上最大的出口國、預算赤字相對極小，而且負債相對其他國家低很多。最近，它已採取一些巧妙的手段來挑戰美元的威權地位。舉個例子，它允許香港的金融機構發行以人民幣計價的中國公債，這是創造債券乃至貨幣區域市場的關鍵步驟。中國財政部也坦白的將這個舉動描述為「向鄰近國家推銷人民幣並改善人民幣國際地位」的一項努力。
中國還採取其他步驟來強化它的貨幣實力：它和幾個國家簽訂了貨幣交換協議，包括阿根廷、巴西、白俄羅斯和印尼。它也敦促它的某些貿易伙伴使用人民幣來結算帳款，也就是以人民幣作為開立發票金額的計價單位。這看起來好像沒什麼大不了，但其實不然。目前國際貿易的發票金額都是以美元作為「記帳（貨幣）單位」，即使交易本身和美國無關。這個差異——和一個世紀前英鎊的情形一樣——反映出美元身為國際準備貨幣的實質與象徵性地位。如果人民幣在世界各地帳冊上的接受度提高，美元的準備貨幣地位將會被篡奪。
不過，目前人民幣在成為世界首要貨幣的道路上也面臨一場苦戰。即使中國人都不見得願意這個結果來得太快。因為若成為世界首要貨幣，匯率必須變得更有彈性，允許人民幣大幅升值，但這卻會導致其他國家比較無力負擔中國出口的產品。此外，中國也必須因此推動一些它可能不想要的改革，例如放寬資金進出中國的限制，讓它的貨幣得以充分兌換，以因應這類資本交易所需。此外，中國也必須推動國內的金融改革，並發行更多人民幣計價的債券。
雖然中國人也明顯希望人民幣的地位能提升，但他們似乎並不迫切期待它在短期內成為這個世界的準備貨幣。二００九年時，中國人民銀行行長周小川提出一個非常不同的建議：一個能和美元抗衡的新「超主權貨幣」。周小川建議修訂特殊提款權（Special Drawing Rights, SDR）——這是一九六九年在IMF支持下而設置的一種準貨幣，這項貨幣並不能像美元或歐元紙鈔那樣隨時轉手，它純粹只是IMF所使用的一種記帳單位。它的價值取自於四種標的貨幣，但其中各項貨幣的權重都不一樣，美元是最主要的組成要素，其次是歐元、日圓和英鎊。任何持有SDR的人，都擁有對這個標的「籃子」裡的各種貨幣的要求權。這項工具可以用在許多不同的目的，像是清償欠IMF的負債等。那一籃子裡各種貨幣的相對數量是每五年重新計算一次，從周小川的猛烈炮火可清楚看出，中國希望人民幣也能被列入這一籃子貨幣。不過，成為其中一員是一回事，但掌握箇中的主控權又是另一回事，事實上，周小川以強烈的口吻引用「特里芬的兩難」，並主張創造「一個和任何單一國家脫鉤且能長期維持穩定的國際準備貨幣，從而解決使用這種以信用為基礎的國家貨幣所可能引發的固有缺陷」。
周小川在提出這個建議時，還特別提到了一九四四年舉行的布林敦森林會議。那一年，約翰‧梅納德‧凱因斯敦促與會者審慎考慮，是否創造一個全球的超級貨幣，也就是「班柯爾」（bancor），那個貨幣的價值將擷取自大約三十種一籃子標的原物料商品的價值。但美國人拒絕接受這個概念，並推動美元成為世界的準備貨幣。周小川批評那個決定性步驟是錯誤的。他宣稱，凱因斯才是「高瞻遠矚」的，而且SDR可能是重新發揚凱因斯概念的方法之一。
以目前的環境來說，將SDR轉變為全球準備貨幣，還處於純屬想像的階段。原本理當要有很多民間與政府單位將它用來作為記帳單位，但到目前為止，這個情況似乎並沒有出現；SDR依舊純屬ＩＭＦ創造出來的一個工具。然而，由於中國和很多其他新興市場愈來愈希望以某種比較穩定、且能對抗危機與崩潰的貨幣來替代美元，所以，他們也愈來愈有興趣提升SDR的地位。
不過，除非透過國際合作，否則那並不可能實現。所以，同樣在一九四四年那場決定性的會議裡所催生出來的機構之一——IMF——必須加以改革。
這個動態發展很類似軍備競賽：愛爾蘭宣布全額保障的作法，迫使其他國家採取相同的行動或至少提高保險的上限。原因很簡單，存款人隨時都有可能將資金從保障較少的國家轉移到較安全（保障較高）的國家。這是一場「比誰最爛」的競賽。
紓困行動的開始
政府可以花錢救經濟，不過，也可以為其他人的錢作保。因為政府的擔保行為到最後通常會花用到納稅人的錢，所以它應該也算是某一種財政政策。各國為平息最近這場危機，從事很多新穎與舊式的擔保行為，這些擔保行為產生非常重大的影響，只不過也引來了道德風險的問題。
最典型的政府擔保行為是保護人民存在銀行的錢，防止擠兌導致存款戶血本無歸。雖然這個概念可以回溯到十九世紀，但美國直到一九三三年以後才有存款保險的機制，不過，那並不是因為沒有人嘗試推動這個制度，事實上，從一八六六年到一九三三年間，國會一共研議過大約一百五十個存款保險建議案。其中某些建議案要求銀行購買擔保書（surety bond），那是一種第三方保險；另外一些建議案則要求聯邦政府直接為這些存款進行擔保。還有某些建議案要求成立一個共同的保險基金，由這筆基金來支應存款人的求償。
但美國直到大蕭條期間，才終於施行一項結合兩種特質的存款保險，這兩個特質包括：一筆保險基金，以及聯邦擔保制。新政剛實施的幾週後，美國的存款保險機構——也就是後來的聯邦存款保險公司（FDIC）——終於策劃完成並誕生，這家公司並未動用到納稅人的錢，而是以會員銀行的評鑑費用來維持營運。這些評鑑費被存入一筆基金，每當有銀行倒閉，便用它來賠償存款人。聯邦存款保險公司的職員是由政府指派，政府也負有管理該公司的責任，而該公司則必須監督會員銀行的健康狀況，結束無力償債機構的營運，或設法安排由資本結構較好的銀行收購這些問題機構。另外一個類似的機構——聯邦儲蓄與貸款保險公司（Federal Savings and Loan Insurance Corporation, FSLIC）是在一九三四年成立，目的是為了保護存在互助存貸銀行的存款。
直到一九八０年代為止，這兩個機構的營運都沒有遭遇過大災難，不過，一九八０年代有超過一千家互助存貸銀行倒閉，聯邦儲蓄與貸款保險公司承受排山倒海的壓力，最後因無力償還相關款項，而被聯邦存款保險公司接管，同時以高達一千五百三十億美元的納稅人血汗錢重新調整其資本結構。這個事件充分展現一個事實：一旦發生銀行體系的系統性危機，原本為應付偶發性倒閉案件而保留的資金，很輕易就會被消耗殆盡。聯邦政府原本理當袖手旁觀，放任存款人的錢化為烏有，但它卻選擇不這麼做，畢竟它曾非正式擔保這些基金的健全度，何況一場銀行擠兌事件也有可能不分青紅皂白的導致有能力償債與無力償債的銀行全都遭殃。
不過，這個場景招來了道德風險的幽靈。政府緊急援助這些銀行的作法，等於宣示一旦未來有需要，它有可能再度出面拯救一切。於是，銀行經理人不需要害怕面對氣憤的存款人，而存款人則不須擔心會失去他們的錢，因為只要銀行本身有受到聯邦存款保險公司的保障，他們的錢就是安全的。聯邦存款保險公司甚至還實質宣布，在它保護下的存款「受美國政府的完全誠信所保障」。在二００八年到二００九年間，這項擔保再度成為一個重要議題。在危機發生前，FDIC的最高存款保障金額為十萬美元。其他國家也有類似的保障，只是各國的保障金額上限不同。遺憾的是，這些計畫並無法保障所有存款，很多人的帳戶金額都超過最高保障額度。光是在美國，就有超過四０％的存款沒有受到保障，因此容易受傷害，從全國金融公司、印迪美和華盛頓互惠銀行的擠兌事件，便可看出問題所在。
後來，更多擠兌事件的威脅促使各國政府展開一波新的擔保行動。二００八年九月，愛爾蘭提高存款保險上限到十萬歐元，接著又全額擔保該國前六大銀行的所有存款。在美國，事實也證明，要堅守道德風險的界線極為困難。就在愛爾蘭保證提供全額保障之後不久，FDIC也將銀行存款保障上限提高到二十五萬美元。兩天後，德國宣布要保證所有民間銀行帳戶的存款；隔天，瑞典則將所有存款保險的上限提高到總額五十萬克郎，約當七萬五千美元左右；再隔天，英國也提高它的上限到五萬英鎊。一個星期後，義大利宣布它不會放任該國任何一家銀行倒閉，所以，不會有任何存款人會因虧損而受創。次月，瑞士也提高該國存款保險的上限。其他國家也都群起效尤，進行類似的擔保。
這個動態發展很類似軍備競賽：愛爾蘭宣布全額保障的作法，迫使其他國家採取相同的行動或至少提高保險的上限。原因很簡單，存款人隨時都有可能將資金從保障較少的國家轉移到較安全（保障較高）的國家。於是，各國政府根本無法堅守道德風險的底線，這是一場「比誰最爛」的競賽。後來其他種類的存款也陸續被納入政府保險計畫的保護傘下。在美國，約當於信用合作社的FDIC的全國信用合作社管理局（National Credit Union Administration, NCUA），接管了兩家陷入困境的成員——美國中央與西部公司合作社——接著又承諾提供八百億美元來保障全國所有信用合作社的全部存款損失。
保障存款人只是相關擔保政策的開始而已。美國和歐洲的很多銀行平時藉由發行無擔保債券的方式借了很多錢。但在金融危機達到最高峰時，當其中一部分債券到期，卻幾乎無法順利續期展延，尤其是在雷曼兄弟倒閉之後。不過，若無法續期展延這些債務，銀行業就得關門大吉，後續的破壞效應將和存款擠兌不相上下，所以，歐盟遂從二００八年十月開始，為該地區的銀行的債券型負債進行擔保。就在同一個月，FDIC也為銀行和銀行控股公司發行的總額一‧五兆美元債券本金和利息提供擔保。
這些擔保行動全都得付出代價。二００九年第三季，FDIC過去逐步提撥的款項已快速降到負數。一如互助儲蓄銀行危機過後的情況，納稅人幾乎無法避免被迫以紓困方式承擔這一切的宿命。儘管那樣的支持有很多前例可循，但為因應最近這場危機所發展出來的其他許多對策，卻也耗用了史上最多的納稅人血汗錢。
最初的特大規模紓困案是對房利美和房地美兩家公司的紓困。當這兩家不動產抵押貸款巨擘淪落到被政府接手監管（conservatorship）的地步後，財政部承諾以四千億美元來支應這項接管行動，不過，實際資金需求可能不止如此。聯邦政府藉由那決定性的一步，清楚表明這兩家公司的負債實質上已受到它的「完全誠信」所保障。
不出幾年，我們就會知道拯救房利美和房地美公司一共得花多少財政成本。接手監管它們後，政府等於必須承擔這兩個機構所擔保的五兆美元負債，另外還有這兩家公司發行的一‧五兆美元債券。當然，政府實際上將背負的風險不可能接近這個總額。不過，如果房價持續下跌，將有更多不動產抵押貸款走上查封一途，政府最後得承擔的虧損就會非常可觀。
政府振興房市的努力也得付出龐大的代價。二００八年七月通過的住宅與經濟復甦法（Housing and Economic Recovery Act），承諾投入三千兩百億美元，協助有困難的屋主轉貸由聯邦住宅管理局所承保的不動產抵押貸款。雖然和這項資金分配有關的最初計畫並未通過，但巴瑞克‧歐巴馬總統在宣布他自己的七百五十億美元防止查封潮計畫時，已動用了其中某些資金。不說也知道，目前沒有人能斷定這些計畫將會產生什麼樣的成果，不過，有一件事十分確定：這些計畫全都得花上數十甚至數百億美元的納稅人血汗錢。
最大的一件紓困案，其實是由許多獨立的緊急援助和擔保案件組合而成，資金是由問題資產救助計畫（TARP）提供。國會原本的法案是要分配七千億美元來購買有毒資產。然而，這些錢後來被用於支持許多尋求救濟的主體，包括汽車製造商通用汽車和克萊斯勒以及它們的金融轉投資事業ＧＭＡＣ和克萊斯勒金融公司。政府對汽車產業的紓困金額總計達八百億美元。其中某些資金被撥為貸款之用，剩下的錢被政府用來購買這些公司的股權。
遺憾的是，拯救汽車公司只是噩夢的開始。有極大部分的問題資產救助計畫資金——大約三千四百億美元——被轉用於救助接近七百家不同的金融機構，包括一些大型機構如花旗集團、美國銀行和AIG，另外還有許許多多小型銀行。其中，多數資金被耗用在一些辦理神秘的「資本挹注計畫」的問題機構上——政府透過這個管道購買銀行的優先股。這些股票代表潛在的股票所有權，也能提供穩定的當期股利。這看起來也許有點像政府的直接支出，不過，它卻嚴重偏離財政政策，同時導致財政政策可能走向分崩離析的新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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