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碧琴司の →ße

貨幣戰爭呼之欲出，各界對美國聯邦準備理事會（Fed）量化寬鬆政策的意見分歧，本周在首爾舉行的20國集團（G20）領袖高峰會議，再次考驗國際間能否通力合作。那各國究竟為了什麼合作？

七大工業國組織（G7）於1980年代進行經濟合作實驗時，廣場協議（Plaza Accord）和羅浮宮協議（Louvre Accord）的重心在匯率。不過這些政策產生更深遠的影響。雷根政府在當時財長貝克（James Baker）的主導下，希望抵制國會保護主義聲浪高漲的立場，就像今日的情形。因此美國政府結合協調貨幣和催生世界貿易組織（WTO）的烏拉圭回合談判（Uruguay Round），並完成與加拿大、墨西哥的自由貿易協議。各國領袖則透過國內政策，提高競爭力。

這種「套裝模式」一方面是希望G7國家解決成長的基本問題，也就是今日結構性改革的議題。例如美國1986年的租稅改革法案（Tax Reform Act），擴大稅基，卻也同時削減所得稅邊際稅率。貝克和G7財金首長攜手，促成國際合作，建立民間部門的信心。

經歷1989年的巨變後，時間繼續往前推進，1980年代的經驗至今仍被討論，但這個套裝方法非常重要，因為其結合了促進成長的改革、開放的貿易和匯率協調。

這種方式現在可能是什麼樣子？首先，從根本問題來看，G20應同意同時進行的結構性改革議程；不只重新平衡需求，更要刺激成長。例如中國的「十二五」規畫，應把重心從出口轉到新興的國內產業和服務業，並提供更多社會服務，把資金從壟斷的國營事業手上交給能提高生產力和內需的企業。

至於美國的新國會則要解決結構性的支出與膨脹的債務問題，這些都可能衝擊未來的經濟；歐巴馬總統也提及加強競爭力和恢復自由貿易協議的計畫。

為促進成長，美國和中國可能同意特定、共同加強的步驟。據此，兩國也可能同意人民幣升值的進程，或是擴大匯率區間的行動。美國方面或許會承諾不採取報復的貿易行動，甚至進一步開放市場。

其次，以G7為首的其他主要經濟體，除了某些特殊情況且取得他國同意外，應放棄干預匯率。其他G7國家或許希望提振信心，也承諾會致力於結構性成長。

第三，這些步驟會透過有彈性的匯率和獨立的貨幣政策，協助新興經濟體調整復甦期出現的不均衡情況。部分國家或許需要因應短期熱錢流動的工具，G20可以發展出規範，引導這些措施。

第四，G20應支撐成長，重心則要擺在開發中國家的供應面瓶頸。這些經濟體貢獻全球成長的一半，其進口需求正以開發經濟體的兩倍速度成長。G20應給予特殊的支持，協助基礎建設、農業，同時開發健康、專業的勞力。世界銀行集團與各區域的發展銀行，可用以協助未來的成長興建許多支柱，而未來的成長基礎視民間部門的發展。

第五，G20應建立合作的貨幣制度，反映新興經濟狀況，讓成長復甦計畫更完美。這套新制度可能需要納入美元、歐元、日圓、英鎊和人民幣，朝國際化邁進，下一個目標則是開放資本帳。

這套制度也應該考慮把黃金當做市場對通膨、通縮和貨幣未來價值預期的國際參考依據。雖然教科書可能都把黃金視為舊貨幣，但今天市場仍把黃金視為一種另類的貨幣資產。

要發展出一套繼承1971年新版布列敦森林協議的貨幣制度，需要時間，但總是要踏出第一步。1945年到1971年之間的變化，催生出新版的布列敦森林協議。1971年到現在的變化，絕對不輸當時。如今的工作包括改變國際貨幣基金（IMF）檢討資本和經常帳政策的規則，同時連結IMF的貨幣評估和世貿不以貨幣政策移除貿易優惠的義務。

這些達成經濟合作目的的套裝方法，已超越G20近來的對話，但這些觀念非常務實且可行，並不激進，有明顯的益處。這些方法提供成長和貨幣的議程，且與G20的金融業改革並行不悖；可建立在及時的附加行動上，並結合可靠的步驟，成為長期追求的目標；也能在國內進行政治對話，同時有助重建大眾和市場信心；市場信心到2011年可能都還有壓力。最重要的或許是各國政府能在問題出現前就掌握情況，而不是只能被動地回應經濟、政治和社會風暴。

要勇往直前或隨波逐流？G20的決定將關係到多邊合作能否實現強勁的經濟復甦。

（作者Robert Zoellick是世界銀行總裁／編譯廖玉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