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韓文學具十分鮮明的民族特色，在漫漫歷史長河中，南韓文學形成、並不斷地發展。大致而言，南韓文學由口頭文學、漢文學、韓文學三大部分組成。
本文作者為董向榮，是位歷史學博士，2003年畢業於北京大學歷史系，現為中國社會科學院亞太所副研究員。長期從事韓國問題研究，著有《韓國起飛的外部動力》、《列國志—韓國》，發表與韓國政治、經濟、外交等相關的學術論文多篇。
文學藝術
南韓文學具十分鮮明的民族特色，在漫漫歷史長河中，南韓文學形成、並不斷地發展。大致而言，南韓文學由口頭文學、漢文學、韓文學三大部分組成。
南韓文學始於口頭文學。口頭文學的延續一直是書面文學的重要補充，是南韓文學的一個重要部分。民謠、巫歌、傳說、說唱文學等悠久的文學遺產流傳至今。鄉歌，首開朝鮮國語文學的先河，又稱「詞腦歌」，是新羅時代流行的詩歌，以「鄉劄」法標記，在形式上分四句體、八句體、十句體三種。十句體是基本形式，分三章：一、二章各四句，第三章有兩句，稱「落句」或「後句」，落句開頭有感歎詞「阿耶」（或「阿也」）字樣。現存的新羅鄉歌是通過《三國遺事》保存下來的，共14首，分別是：《薯童謠》、《彗星歌》、《來如歌》（又稱《風謠》）、《願往生歌》、《慕竹旨郎歌》、《獻花歌》、《怨歌》、《安民歌》、《贊耆婆郎歌》、《千手大悲歌》、《兜率歌》（俗稱《散花歌》）、《祭亡妹歌》、《遇賊歌》、《處容歌》等。這14首鄉歌，有的是民謠，有的是個人作品，大多反映世俗人情，讚揚花郎精神，禮讚佛法等等。作者大都是僧侶或佛教信徒。高麗初期僧人均如，運用新羅鄉歌體裁，創作了《普賢十願歌》，共11首，均為佛教的讚歌。除了這25首鄉歌外，再無鄉歌傳世。
漢字的傳入和漢文學的出現，使南韓文學發展到了一個新的階段。新羅末期，崔致遠來到中國求學，18歲中進士，隨後在唐朝為官，先任宣州溧水縣尉，後為淮南節度使高駢的幕僚。近而立之年，崔志遠回到新羅，曾擔任要職，力圖改革朝政。受挫後的他，隱居伽耶山海印寺。崔志遠漢文功底深厚，文學創作不斷，遺憾的是多數失傳。在現存的作品中，懷念故國之作感人至深，頗有晚唐遺風，而針砭時政的詩句令人印象深刻。據稱，中國史學大家範文瀾先生曾經評價崔志遠的《桂苑筆耕集》是「一部優秀的文集，並且保存了大量史事」。由於在文學上的極高成就，高麗王朝顯宗時代被追諡「文昌侯」。
秋夜雨中
崔志遠
秋 風 惟 苦 吟
世 路 少 知 音
窗 外 三 更 雨
燈 前 萬 里 心
古意
崔志遠
狐 能 化 美 女 狸 亦 作 書 生
誰 知 異 類 物 幻 惑 同 人 形
變 化 尚 非 艱 操 心 良 獨 難
欲 辨 真 與 偽 願 磨 心 鏡 看
高麗王朝期間，南韓的文學有了新的發展，「長歌」取代了「鄉歌」。 「長歌」分為兩種體裁：用漢字記錄、反映儒家思想的「景幾體歌」；以口頭相傳、短小玲瓏的民間歌謠「俗謠」。景幾何體詩歌因段末附有朝鮮語氣詞「景幾何如」而得名，由於第一篇作品題名《翰林別曲》，又稱翰林別曲體。「景幾體歌」的內容充滿貴族的生活情趣，上承鄉歌，下啟時調和歌辭，是南韓國語詩的發展史上的重要一環。俗謠的代表作品有《青山別曲》、《西京別曲》、《離去》、《思母曲》、《履霜曲》、《滿殿春》、《雙花店》等，大多以愛情、親情為主題，帶有濃濃的生活氣息，在民間廣為傳唱。直到朝鮮時代，才被收輯起來，載於成俔編撰的《樂學軌範》和朴浚編撰的《樂章歌辭》等書中。
高麗時期的漢文學蒸蒸日上。金富軾、李奎報、李齊賢等文學大家對南韓漢文學的發展影響深遠。金富軾是高麗時期著名的政治家、史學家，據稱在他的文學作品中能夠發現明顯的門閥貴族意識。高麗王朝後期，精通漢文學的士大夫階層興起，他們與名門世族對抗，要求進行社會改革。李奎報開創了充滿激情的民族文學之先河，將其對國家興盛的渴望與對農夫等普通民眾的憐憫之情訴諸筆端，他高居宰相，兩袖清風，憂國憂民。
囑諸子
李奎報
家 貧 無 物 得 支 分
唯 是 簞 瓢 老 瓦 盆
金 玉 滿 隨 手 散
不 如 清 白 付 兒 孫
代農夫吟
李奎報
新 穀 青 青 猶 在 畝
縣 胥 官 吏 已 征 租
力 耕 富 國 關 吾 輩
何 苦 相 侵 剝 及 膚
高麗末期重要詩人李齊賢被稱為文學奇才，詩、詞、散文無所不通。他也是卓越的政治活動家。李齊賢提出文學要為「厚人倫」、「美教化」服務。這種道德功利主義文學觀隨程朱理學在高麗社會的廣泛傳播，逐漸形成這一時期文學觀的核心思想，並一直影響到朝鮮王朝初期。
「訓民正音」的出現是南韓文學發展過程中的一個重要里程碑。此後，運用本國文字的韓文學得到了穩定的發展。韓文學吸收了口頭文學的表現方式和漢文學的思想，並把二者合二為一，可謂「以口頭文學為母體、以漢文學為父體而產生的結晶」。到韓文學能夠和漢文學並駕齊驅之時，小說的創作逐步活躍起來，出現了抒情、教述和事三足鼎立的局面。小說中既有漢語小說，也有韓文小說，兩者相互競爭，相互促進，韓文學在作品的數量和容量等方面取得了較大的發展。
朝鮮王朝沒有繼續推行前朝「佛儒共尊」的政策，實行「斥佛揚儒」，使程朱理學成為朝鮮王朝的統治思想。朝鮮王朝前期的思想界泰斗鄭道傳認為，文學是「載道之器」，突出強調文學的道德教化功能。士林階層對理氣、心性等程朱理學哲學本體論的研究，逐漸形成建立在完整的哲學思想基礎上的文論體系。以李滉、李珥為代表的「道學派」文論家主張的「文以載道」、「道本文末」，注重表現清淨的內心世界，追求物我合一。「退溪先生」李滉的詩《野池》清新可人，在思想與表現手法上都可以聞到朱熹《觀書有感》中「半畝方塘一鑒開，天光雲影共徘徊。問渠那得清如許，為有源頭活水來」的氣息，理學「天理流行，而恐人欲間之」的思想躍然紙上。
野池
李滉
露 草 天 天 繞 水 涯
小 塘 清 活 淨 無 沙
雲 飛 鳥 過 無 相 管
只 怕 時 時 燕 蹴 波
朝鮮王朝後期是南韓文學觀發展中的一個重要轉捩點。此時程朱理學逐漸被拋棄，新的文學理萌芽論，出現了向近代文學轉變的跡象。17世紀中葉後，平民文學興起。在新的潮流中，實學派扮演了先鋒角色。朴趾源是一個旗幟性的人物，堪稱朝鮮時期最優秀的散文家和小說家。他反對形式主義，反對盲目追隨中國古典文學，提倡採用不拘一格的小說形式表現社會現實，宣傳改革思想，抨擊封建禮教。經世派實學者丁若鏞（號茶山）力圖克服道學派的文學觀，是典型的現實主義詩人，強調文學的社會批判功能。他的詩中能讀到對大眾疾苦的真摯同情，也有大量對暴政的激烈抨擊。根據常識我們可以判斷，這樣的詩人大多經歷坎坷、仕途不順、懷才不遇。的確如此，丁若鏞年紀輕輕中了進士，滿懷抱負進入官場，卻因嫉惡如仇、耿直進言而不受重用，長期被貶謫在外。直到棄官從學，成就了「茶山學」。
1910年始，日本殖民主義的鐵蹄肆意踐踏朝鮮半島。儘管不少年輕的知識份子去日本接受教育，在那接觸了日本文學界當時的潮流，但在他們的文學作品中，最深刻的還是民族主義的激情。有分析指出，1920年代詩人金素月（原名金廷湜）的詩歌達到了南韓近代詩歌的最高境地，被尊為南韓現代詩歌的奠基人。他的代表作品《金達萊花》、《招魂》等廣為流傳。詩歌擺脫了當時詩壇彌漫的虛無主義傾向，以愛情為載體宣洩出殖民統治下國民的憤恨，把民族情緒與傳統心理結合在一起，使之昇華為當代的國民情感，因此他的詩也被稱為國民詩、民族詩或民眾詩。金素月的詩歌有悲情，但不悲觀、不頹廢，在探索，在追求。中國學者楊永騮寫道：在他著名的作品《招魂》中，呼喚那百呼不應的名字，表現了一個失去祖國的人的強烈愛國之情。隨日本殖民統治的加劇，限制甚至滅絕朝鮮文化的措施接連實施，到1941年甚至公開禁止使用韓文，南韓文學不可避免地陷入黎明前的黑暗時期。
招魂
金素月
那破碎了的名字啊！
那飄散在蒼空中的名字！
那呼喚不應的名字啊！
那喊得我要氣絕的名字！
我所愛的人啊！
我所愛的人啊！
你留在心中的話語，
最後，連一句也未能傾吐！
紅日掛在西山，
鹿群也在哀哀啼哭，
我站在不遠的山頭上
呼喚你的名字！
呼喚，聲聲飽含悲傷！
呼喚，聲聲飽含悲傷！
喊聲已經發出，
而天地卻過於寬廣。
我所愛的人啊！
我所愛的人啊！
即使佇立變成岩石
我也要呼喚，喊得我要氣絕的名字啊！
光復後的朝鮮半島，民族文學不再如殖民時期一樣受到壓制。隨冷戰的萌動，文學家們也不得不明示自己的政治立場，文壇依據理念的差異劃出不同的派別：左翼的、由林和領導的「朝鮮文學家同盟」；趙演鉉、金東里等領導的「朝鮮青年文學家協會」等。這一時期的小說中表現最頻繁、最深刻的矛盾往往是左、右派之間的對立關係。如前所述，在金東里的小說《乙火》中表現的是本土宗教與外來宗教的激烈衝突。
拉鋸式的韓戰，慘烈之狀舉世罕見。戰後的南韓文學被刻上了深深的戰爭符號。大批文學家湧現出來，將戰爭的恐怖在作品中再現。孫昌涉的《多餘的人》、黃順元的《鶴》、鮮於輝的《火花》、崔仁勳的《廣場》、朴景利的《土地》等，都是涉及戰爭、分裂、意識形態衝突等內容的作品。
1960年發表的《廣場》，通過主角李明俊在南北韓的親身經歷和挫折，反映了理念的對立給人們帶來的痛苦和創傷。主角對超越南北韓政治體制的第三條途徑的探索和悲劇的結局，表達了對公眾的廣場和個人的密室和諧共存的社會和生活的渴望。因此，這部作品的內容雖然也有關於分斷和悲劇人生觀等的寫照，但他的主題還是在於否定和批判破壞和踐踏人的尊嚴和幸福的理念，歌頌給人以力量和希望的博大的愛。可以說，在這部作品當中，理念和愛情得到了完美的結合。《廣場》發表不久便被列為南韓現代小說的經典作品。女作家朴景利1969年發表了《土地》的第一卷，立刻引起廣泛關注。一直到1994年，作家幾乎傾其半生，完成了這部十六卷本的文學巨著。《土地》描寫了一個傳統的地主家族的興衰變遷，從19世紀晚期開始、歷經日本殖民時代和戰後朝鮮半島分裂，涵蓋了波瀾壯闊的南韓近代歷史，不同階層的百餘個人物的命運躍然紙上。《土地》被奉為當代南韓最重要的長篇巨著，作家也被尊為「南韓文壇之母」。2008年5月，作家與世長辭，南韓小說家尹興吉深情地回憶道：「母親走了。我失去了母親。此時此刻，我們送走了文學的母親，深刻的孤兒意識重重地壓抑我的心靈。」
當戰爭的恐懼深深地刻在經歷過它的人的心中，而南北分裂的問題並沒有解決反而成為一種常態，作為最為人群中最敏感的一個群體，文學家對戰爭的反思、對統一的渴望是很自然的，此時興起了所謂的「分治」文學，也有人稱「分斷文學」。李文烈的《英雄時代》、尹興吉的《霪雨》等都是這類作品中的精品之作。此外，南韓快速的工業化進程培育了一種深刻的疏遠、孤獨和非人化情緒，這種情緒自然也反映到文學作品中。光州民主化運動、工人運動等變成文學界關注的焦點。新一代所感受到的工業化對人的異化、民主的訴求等開始佔據文學創作者的心靈。
（本文轉載自董向榮新書《南韓—創造奇蹟》，由香港城市大學出版社出版、臺灣商務總代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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