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在一個球季之內收集200支安打，真的是一項十分不簡單的任務，聽聽看幾位曾締造過單季200安球員的意見就知道了。
「我想那是棒球場上最難達成的紀錄之一，你整年至少要有500個以上的打數，才有機會締造200安，而且真的要打很多安打，你幾乎必須全勤出賽，保持健康，同時要整季不能有低潮，」太空人隊的塔哈達說。塔哈達曾於2002、04與06年球季，3度達成單季200安。
如今，有一位球員竟能9度寫下這項高難度殊榮，更可怕的是，連續9個球季。毫無疑問，「一朗障礙」將成為史上最難以突破的障礙之一。此外，若從大聯盟的歷史軌跡來看，也許，下一次出現有球員挑戰這項高難度障礙，要再等上100年。
現役球員中，只有7位球員的生涯擁有2個以上的200安球季。緊接在鈴木一朗之後的就是基特，生涯有6次，其次是遊騎兵隊的楊格，他從2003到07年球季曾連5季達成200安。
其中，多次與一朗交手的楊格，提到了自己的經驗談，楊格尤其敬佩一朗能在9月初就「再次」完成單季200安。
「能在9月才過沒多久就達成里程碑，實在是令人感到不可思議，」楊格說。「也許我們已把一朗達成紀錄視為理所當然，但這真的是件非常不簡單的事，尤其當你快接近200支安打時，最後倒數的10支才是最困難的。」
「一朗能如此長久地保持高檔的狀況，才是他最可怕的地方，這是全大聯盟無人能及的。他有時也缺席了幾場比賽，但一回到場上，他能立刻進入高檔趕上進度。」
「重點是能保持平穩的表現，」生涯4度寫下單季200安的道奇隊外野手皮耶說。「而且我們談論的是連續9年保持如此高檔的平穩，所有人都知道打擊有多困難，然而他卻能夠年復一年達成這項成就。」
天使與一朗 (詹偉雄)2005-08-11
他身著雪白球衣豋場，肩上的「Mariners」四脊星隊徽隱隱閃著夜光。和十年前初登日職打擊王的青澀相比，他蓄起了淺淺一層的鬍鬚，肩膀更厚實了。二○○四下半季他每一場的出賽，西雅圖Safeco球場閃起的鎂光燈，嘩啦啦地像是落下仲夏夜最迷茫的大雪。
「穿過縣界長長的隧道，便是雪國了！」在北國的上越溫泉，紈袴子弟島村先後邂逅了兩個女人──堅持自我、對生命勇往直前的藝妓駒子，與照顧病重丈夫的淒美少婦葉子。駒子對愛情與生活的認真，讓島村深深地困惑：「一切終究是徒勞吧」，最終，他選擇了「近乎悲哀的美」之葉子，但就在島村要帶著葉子離開北國的前夜，她卻突然縱身於一場大火中而身亡。
小說《雪國》為川端康成奪得諾貝爾文學獎，日本人揣測島村就是川端自己的化身，因為小說就是他在越後湯澤的「高半旅館」以三年的時間寫成。但川端在開煤氣爐自殺前的晚年，卻淡淡地回應這證據確鑿的猜測：呵呵……，與其說我是島村，我更寧可相信自己是駒子哦……。
當他面對洋基王建民的一記內角伸卡球，畫出一道射向右外野的絲綢般弧線、在十秒鐘之內滑向三壘壘包之際，我們可也是看到另一個駒子嗎？
由明治維新開啟的日本現代化，繼承了西歐的工業和科學，卻遺棄了另一個啟蒙的雙生兒──個人主義。有創造力的日本個人早早便了悟：在社會的集體意志下要實現自我，「一切都是徒勞吧！」，不如在某個地理邊陲，浪蕩於一種絕望的生活，「絕望」大概是唯一能撫慰主體的美學形式吧。「從今以後，除了日本的悲，日本的美，我不再歌唱任何東西了」，這種棄世的孤寂感，不只川端康成、太宰治帶來的文學如此，棒球也如此，但──自從他加入美國職棒後，日本的棒球、社會和文學，都微妙地展開了轉變……。
二○○一初登大聯盟，他便擊出自一九三○年以來最多的單季242支安打，拿下美聯打擊王、盜壘王與例行賽MVP；去年十月，在雪花般落下的鎂光燈中，他再以262支安打改寫美職高懸八十四年的單季最多安打紀錄，也是連續四季都200安的第一人。他的打擊教練，生涯3319支安打的名人堂成員Paul Molitor說：不用對他設想防守策略，因為他可以將球打向任何一個他想要球兒飛去的地方。
是什麼心智，讓他時時都保持著地球上最會擊出安打的機率呢？「是打球的『型感』（form）吧，」他說，這十幾年來，他一直在孤寂的內心世界追隨那「理想的身體」，他的妻子福島弓子回憶，睡夢中這個枕邊人可總是不停變換著各種姿勢，「因為任何的不平衡，他都要去矯正的啊！」當兩千年他爭取脫離歐力士加入大聯盟之時，全日本都張大眼睛──這個叛逆於球團、教練意旨的職人，真否闖出天地？跟著他轉戰美國大城小鄉的共同社記者小西敬三說：他和絕大部分日本人不一樣，他勇於實現自己的夢，但這並不意味著自私，「我喜歡這樣的態度，一年跟他一齊出賽162場球，一點都不疲累啊」。
「待島村站穩了腳跟，抬頭望去，銀河好像嘩啦一聲，向他的心坎上傾瀉了下來」，已成為天上天使的川端，是否也在去年的西雅圖，為鈴木一朗破紀錄的詩意揮擊，留下一張鎂光紀念照？
後記：
這篇「三少四壯」，是在今年六月初出差於日本，在東京新宿王子深夜的第十八樓某個房間，喝著電梯口販賣機買來的可樂，花了一個半小時寫完。
當時截稿在即，想想寫誰好呢？看著窗外歌舞伎町雨中的燈火迷濛，我想起了Ichiro。
1994年十月，我離開《天下雜誌》已經兩年，剛剛進入房地產廣告業「淘金」（後來證明此舉真是此生最大的浪費），因為一個案子要找一位日本建築師來設計（小坪數家屋，日本人是厲害的），所以來到東京。
和這位建築師就約在新宿王子四樓還是五樓的餐廳，還記得當時，為了化解初見面的生份，我主動聊起日本職棒，沒想到這位老兄對我提起的Kiyohara（清原和博）嗤之以鼻，他建議我看看歐力士隊一個叫「Ichiro」的新秀，在日職球衣背上都繡姓氏英文的彼時，鈴木一朗是第一個「搞怪」把名字缝到背上的人，「他應該會拿下打擊王吧，現在全日本的男人都看這小伙子，」他乾掉桌前一大杯Asahi Dry啤酒，留下不知怎麼接話的我。
川端康成
那位日本建築師講起他的工作和家庭，也是這種淡淡的愁；或許，這也是他留意上少年一朗的原因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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