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碧琴司の →ße

同為北京當局全神貫注的大活動，十一與京奧的演示意象旨趣迥異。京奧的主題，是用活字演出多彩多姿的「和」字，對外象徵「和平發展」，對內意指「和諧社會」；十一則以大閱兵為主場景，當然有「耀武揚威」的意味。

理想的大國境界，就是對外「和平」，對內維持「和諧」。人類在二十世紀冷戰以前的「大國」，皆是仗恃武力剝削或欺凌弱小。中國受害甚劇，自一八四○鴉片戰爭至日本侵華八年，山河血淚，委實創鉅痛深。中國大陸如今擁有這般武備，已具說「不」的實力，大抵已使外患外侮的可能性降至最低，這是成為「大國」的條件。但人類歷史文明演化至今，已難想像任何國家再能以窮兵黷武而成為「大國」；美國侵辱伊拉克可能是最後一個「大國侵略戰爭」。也就是說，大國的武力在「止戈」，而不是用在侵略及殺戮。就此而言，北京政權能以「和平發展」為對外的立國基調（甚至不說「和平崛起」），不無可能成為「大國」的新思潮與新典範。

再言對內「和諧」。在全球化的經濟情境中，國家不對外開放不可能成為「大國」；而對外開放的國家，國內自由思潮與民權意識必是有增無已，殆不可能再以專制極權為治國手段。也就是說，大國之內的「和諧社會」，終究須以民主及人權來維繫。

中華人民共和國建政六十周年，最值得慶幸者是：今日的中國共產黨已從「毛澤東的共產黨」，變成「鄧小平的共產黨」。倘非如此，今日的中國大陸也許只是大一號的「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北韓）而已；對外不可能「和平發展」，對內則須以金正日那一套始能維持所謂的「和諧社會」。就此而言，中共與中國有今日，掛在天安門城樓上的巨像，不該是毛澤東，而應是鄧小平。

胡錦濤十一文告中，仍高舉「馬克思主義」及「毛澤東思想」。但是，今天的中共，其實是出自一九七六年中共舉黨透過「粉碎四人幫」而對毛澤東發動的鞭屍政變；三十年來的「改革開放」，已使現在的中共成為共產黨史上最大的「走資派」與「修正主義」。問題正在於此：現在的中共實質上是否定了毛澤東，卻又在天安門上掛著毛像。因為，如果發動公開批毛，中共的正當性亦可能動搖；但是，掛著毛像的中共，現在的實際作為卻是對毛的背離與否定。這種理論與實際乖離的異象，一直是中共必須解決但迄未解決的重大的議題。對毛澤東「三十年浩劫」的議論只要被中共捂著一天，中共即難望有使自己及中國轉型過渡的一天。

直至今年六十周年的十一，天安門廣場仍見豎起孫中山巨像，但「馬克思／恩格斯／列寧 ／斯大林」的巨像則早已不見，這顯示中共欲在毛澤東及共產主義以外，試圖保留另一個更開闊恢宏的政治傳承；但盱衡內外情勢，若對毛澤東的評價永遠停留在「功過七三開」的說法，其實仍非長久之計。中國之不宜以毛澤東為國家象徵，正如德國不宜以希特勒為國家象徵。中共與中國若欲一步一步轉型，逐漸升高鄧小平的政治象徵地位，相對地慢慢放下毛澤東的包袱，應是可以採行的過渡性作法。事實上，鄧小平以降的兩個梯隊的中共領導人，包括胡耀邦及趙紫陽等，已然相當程度地超越並跳脫了毛澤東的綑綁；未來中共欲進一步帶動黨及國家的轉型，最後必須一併解脫掉在形式上仍然存在的毛澤東束縛，這是一必經的過程，否則難以脫胎換骨。中共想在日漸民主化的中國社會尋求新生，恐怕早晚必須要過這一關。若不能否棄毛澤東的國家象徵地位，中共與中國轉型過渡的障礙始終存在。

中共及中國的轉型還有很長的路要走，舊包袱要慢慢地放下，新面貌要慢慢地形塑；當天安門城樓的毛像可以卸下的那一天，也許就是中共及中國政治轉型瀕近成功之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