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轉載自史提夫．羅傑．費雪新書《閱讀的歷史》，中文譯本由博雅書屋出版）
閱讀專用的鏡片顯然是在十三世紀的某個時間點完成的，後來就進入市場而流行起來。
【前言】
作者史帝芬．羅傑．費雪（Steven Roger Fischer）是奧克蘭大學玻里尼西亞語言暨文學研究所所長。本書講述了閱讀的活動、使用的人員及其社會環境，以及在石片、骨頭、樹皮、牆壁、碑碣、泥版、書卷、冊子、圖書、螢幕和電子紙張上的種種表現。內容雖然側重在西方閱讀的歷史，卻也勾勒了它在中國、韓國、日本、美洲和印度的演進。作者希望大家透過這麼一部歷史，不僅能對閱讀在過去和現在的情形有所了解，更能明白它在將來所能帶給世界的啟發和力量。
為了閱讀 人們發明了眼鏡
自從遠古以來，為了補救閱讀時的遠視，也就是眼睛喪失聚焦在身旁物體的能力，人們使用過不少發明——蘆葦桿、裝水的杯子、研磨過的石片等等。中世紀的人也知道所有這些東西。這種極為普遍的閱讀障礙，當然受到當時一般建築的不良照明所惡化。除非走出戶外利用自然光，否則閱讀通常以極小字型書寫的羊皮紙，便真的是一項難以克服的挑戰。白天的熱氣或是冬季的寒冷，自然會使大部分的讀者待在屋內以及陰影裡頭。夜間閱讀靠的是火把、壁爐、油燈、蠟燭或燈芯草的光，所以很少有合適的光源。中世紀時閱讀的肢體動作實在不很舒適，這就阻礙了不少人來從事。繕寫員常常在原稿的頁邊記下，在灰暗、陰冷、有過堂風的繕寫室讀寫時身體的不舒服。十三世紀中期佛羅倫斯有位繕寫員抱怨：「這是一份折磨人的工作。它使視線渙散，使背部駝了下去，壓迫到內臟和肋骨，更令腎臟疼痛，全身疲累不堪。」而遠視的讀者更是覺得勞累。即使在窗戶旁邊，也得瞇著眼、湊近到書頁上頭來辨識變得模糊的字母。而弱視的讀者平常實在少有機會自己閱讀，家庭成員、朋友或同事會為他們朗讀。既然一般人都會為了舒適和生存而聚居在一起，通常就會有能夠做這件事的人，特別是在十四世紀公立教育已經普及的市鎮裡頭。由於不能夠自己閱讀，弱視的人要嘛拜託別人，要嘛就承受折磨了。
直到有人發明了眼鏡。
閱讀專用的鏡片顯然是在十三世紀的某個時間點完成的，後來就進入市場而流行起來。到了一二六八年，英格蘭方濟各會修士、科學家培根（約西元一二一四—一二九二年）寫道（顯然不是得自耳聞，而是得自親自實驗）:「如果有人透過研磨成球面小片的水晶或玻璃之中介，來檢視文字或細小物體的話，他會看到更大、更清楚得多的文字。這種器材對任何人都很實用。」培根顯然認為這不單單是種新玩意，更是一種具有日常用途的「器材」。至於他本人是否有用水晶或玻璃來閱讀，就不得而知了。同樣不得而知的是，誰首先普及了這項「發明」——自古以來，它大概一直為人所知而一再受到重新發覺。可是，這種設計並不曾成為普通的商品。史料有記載的第一批推廣眼鏡的人，是十三世紀後半住在當時學問、藝術重鎮佛羅倫斯的義大利人——例如有位叫作「史賓納」的修士。據說在中古後期時他曾經首開先例，製作了閱讀用的鏡片並向大家介紹製作的方法。早在一三○一年威尼斯的水晶工匠行會——會員所製作的著名水晶藝品，裝飾了全歐王宮的桌面和主教的宮廷——就已經把「想要製作閱讀用眼鏡」的人必須詳述當中的工序列入會規裡頭。第一位真正推廣過眼鏡的人，可能是一位叫作阿爾馬帝（西元一三一七年歿）的人。死於瘟疫的他受到佛羅倫斯聖瑪利亞教會的紀念，說他是「眼鏡的發明者」，該段文字至今還可以辨讀呢。
不過，第一批眼鏡還是貴到沒辦法普及。由於製作的工匠太少，製作的費用相當高。而且，只要書籍數量少，對眼鏡的需求也就很小。已知最早關於某人戴眼鏡的真正記載，是一三五二年畫家莫德納描述法蘭西紅衣主教聖瑟爾在義大利北部特雷維梭道明會聖尼古拉分會禮堂當中的情形。要到十五世紀中期印刷坊出現之後，才形成戴眼鏡的風氣。等到書籍產量大增，各行各業有更多人閱讀時，閱讀用眼鏡的需求才有增加，價格才降低。
眼鏡之所以變得容易買到，是因為有許多眼鏡製造商（不再由水晶或玻璃的製造者）開了專賣店——第一家是在一四六六年的史特拉斯堡——來迎合這次的新閱讀運動以及其他的顧客，並同時製作鏡片和所需的鏡架，好把它們架在鼻樑上。於是，擁有技術的鏡片研磨商便精益求精，嘗試了好幾種配戴鏡片的方式，通常都會成為時髦品——例如，特別流行於十八世紀的長柄眼鏡（鏡框邊裝有握柄），以及十九世紀的單片眼鏡。掛在雙耳上的鏡架要到十九世紀才出現。如今隱形眼鏡、雷射以及其他手術矯正方式逐漸受到喜愛，鏡框也退流行了。
眼鏡讓人不必瞇著眼看，可以讀得更好、更多。它們一旦變得容易讓任何視力受損的人取得，而不再只是權貴者的特權時，就擁有了一定的社會意義。的確，有好幾百年西方人都把閱讀用眼鏡看成是學者的行頭。後來到了十九世紀末，這種意象才被學者的煙斗所取代。
生自北非的卡利馬科斯，身兼教師、作家、詩人和諷刺短詩作者，他後來為自己所來到的亞歷山大圖書館，設計了史上已知最早、最合理的編目系統。後來的圖書館全都依循這種亞歷山大模式（今日我們還是沿用這個辦法，儘管是以較為先進的方式。）
作者史帝芬．羅傑．費雪（Steven Roger Fischer）是奧克蘭大學玻里尼西亞語言暨文學研究所所長。本書講述了閱讀的活動、使用的人員及其社會環境，以及在石片、骨頭、樹皮、牆壁、碑碣、泥版、書卷、冊子、圖書、螢幕和電子紙張上的種種表現。內容雖然側重在西方閱讀的歷史，卻也勾勒了它在中國、韓國、日本、美洲和印度的演進。作者希望大家透過這麼一部歷史，不僅能對閱讀在過去和現在的情形有所了解，更能明白它在將來所能帶給世界的啟發和力量。
從前從前…圖書館是怎麼「長大」的
目前已知最早的公開朗誦，出現在希臘人當中。早在西元前五世紀，「史學之父」希羅多德（西元前四八五—四二五年左右）就在各個城市巡迴吟詠自己的著作。後來就形成慣例，每逢奧林匹克節慶，就對著所有前來集會的希臘男士聽。有必要了解的是，第一批公開的朗讀活動（在希臘和羅馬兩時期），依然保留著口語和書面文學之間的密切聯繫，因為作者都是在一個互相都有認識的小社會裡呈現自己的作品的。每位朗讀或吟誦者，都做下了一定的解讀（透過聲調、節奏、情緒、姿勢等等），並顯示一種權威性，剝奪了成文文章潛在意義的財富。
文章的娛樂、視覺和聽覺效果，向來主導了朗誦會。文章的主旨並不是直接傳達的，聽眾對一切通常是不加批評的——除了對表演者本身的聲音、熱情、相貌和台風。這是演說和口才表現的世界，有著全然不同於我們對於「讀」所知的標準。體現文章的是作者兼朗誦者，他為了自己消極的受眾而思考。
古代的大夫甚至給病患開出閱讀的處方作為心理療法。當然，這幾乎全然是「人家讀給他聽」的。許多希臘人（以及後來的羅馬人），會有具備特定素養的奴隸或自由人（和自由女），這些人唯一的任務就是大聲誦讀給人聽。他們特別受過正確的格律分析、發音和表演韻文和散文（兩種不同的領域）等等的訓練，因為這些屬性就跟內容一樣地重要。
到了西元前三世紀，書寫在高級官僚當中協助了任何所能想到的任務，從而也支援了亞歷山卓港市組織健全、管理完善且由希臘人主導的社會——販賣啤酒、經營澡堂、接受油漆差事和做烤扁豆的生意等等。譬如，在短短三十三天之內，財政大臣阿波羅尼烏斯就收到了需要經手的四百三十四份紙莎草紙卷宗。這也就難怪，紙莎草紙貿易在這個地方首度為書面語賦權，並出現了古代世界最大的文字聖地——亞歷山大圖書館。它後來出名到在遭到破壞的一百五十年之後，學者阿特納奧斯還能夠跟讀者寫到這座城市：「所以，論到書籍的數量、圖書館的設施，以及這個詩神殿堂中的蒐藏，既然它們都還在所有人的記憶當中，我又何必再贅述呢？」
亞歷山大圖書館的興建，是在亞歷山大的繼位者、馬其頓希臘統治者托勒密一世在位時（西元前三二三—二八五年在位），它可能是市立博物館的附屬機構。一開始，紙莎草紙卷不過是存放在沿著寬敞、有遮篷的走廊兩旁凹室中的書架上。每間凹室可能都分類出特定一類的作者，並有清楚標示的標題。同樣的，每組書架也都分類出次標題。這間作為希臘文化吸收埃及古文物的成果的圖書館，宗旨在於廣納人類學問的整體——它要再現已知世界的記憶。就連亞里士多德自己的藏書，後來也安全地來到這座圖書館呢。
有人認為，到了托勒密三世（西元前二四六—二二一年在位）時，已經沒有人能夠讀完圖書館全部的館藏了。過了一個半世紀，圖書館的蒐藏更擴充到涵蓋了五十萬多份的紙莎草紙卷，還有四萬份被收藏在附近瑟拉皮斯神廟附屬的單間書庫。它容納了當地所曾見過最大數量的書卷。
亞歷山大圖書館是怎樣成長得如此龐大呢？作為制度化的國家資產的它，享有王室的資助。每艘停靠世界大港亞歷山卓港的船隻，都得交出所載運的每札書卷，以便傳抄。希臘埃及大使則從希臘其他的圖書館商借書卷，以便抄錄副本。有整間藏書室被館方買下的，也有遺贈出來的。許多希臘人把書卷捐給圖書館，也有人借出書卷以供抄錄。有些詐騙者，甚至把假藉「亞里斯多德」之名所杜撰的文章賣給圖書館官員呢（數百年後才被證實是偽造品）。
如此龐大的收藏，有一項缺失就是沒有人可以檢索到什麼東西（除開透過超常的記憶力），因為截至當時為止，並沒有圖書編目的有效率系統。生自北非的卡利馬科斯（西元三０五—二四０年左右），身兼教師、作家、詩人和諷刺短詩作者，他後來為自己所來到的亞歷山大圖書館，設計了史上已知最早、最合理的編目系統。主張清楚、簡潔寫作的卡利馬科斯，在圖書館主管羅德島人阿波羅尼烏斯（他的對手和敵人）底下做事，用了新穎的概念來執行他的任務——如同當時希臘學者所感受到的，把圖書館看成是代表全世界的模型。
到了完成時，單單館藏目錄就有一百二十卷（卡利馬科斯生前還看不到自己任務的完成）。圖書根據主題區分成八個部門：戲劇、演講術、抒情詩、法律、醫學、歷史、哲學，以及「雜類」（值得注意的是，當中欠缺了中世紀最重要的個別領域——神學。）長文被謄抄成幾個較短的「篇」，讓讀者享有單份、較小的紙莎草紙卷的便利。書籍以希臘字母的順序（α、β、γ、δ，以此類推）排列，相當別開生面——雖然先前已經知道這種辦法，字母檢索法卻不曾以如此龐大的規模用在圖書編目上。如今，這是史上頭一遭，圖書館不再只是紙莎草紙卷的倉庫：它成了系統化的資訊中心，因為檢索方法已經公認為跟資料本身同等重要——而且兩者聯合還被公認擁有最大的益處。於是乎，亞歷山大圖書館就成了地中海區以書面語為根據、最先進的學問中心。後來的圖書館全都依循這種亞歷山大模式（今日我們還是沿用這個辦法，儘管是以較為先進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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