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流感：致命的瘟疫史
The Great Influenza: The Epic Story of the Deadliest Plague In History
作者：約翰．M．巴瑞
原文作者：John M. Barry
譯者：王新雨
出版社：台灣商務
出版日期：2006年11月01日
語言：繁體中文 ISBN：9570521147
裝訂：平裝
一九一八年爆發的流行性感冒是歷史上第一次大自然與人類文明的大對決。這場對抗中有人不願臣服於自然，也不願只是祈禱鬼神賜福，他們憑藉科技和智慧，挺身面對大自然的撲擊。
約翰‧M‧巴瑞（John M. Barry）是羅徹斯特大學歷史碩士。曾任大學足球教練及記者，目前是杜蘭大學和賽維爾大學的生物環境研究中心的訪問學者，常為《紐約時報週末特刊》、《財富》、《時代週刊》、《新聞週刊》、《華盛頓郵報》等報章雜誌撰稿。
1918年流感 大自然與人類的首次大對決
一九一八年第一次世界大戰時保羅‧路易士（Paul Lewis）入伍成為海軍少校。可是軍服穿在他身上怎麼看也不對勁，彆扭極了，士兵向他敬禮時，他更是手足無措，簡直不知道要怎麼回禮。但是他卻是個不折不扣的鬥士，專門追獵死神。他勇敢面對死神，挑戰祂，像昆蟲學家處理蝴蝶標本一樣，把祂固定以後一塊一塊分解來研究，尋找對付祂的方法。他對死神的挑戰次數非常頻繁，冒險變成他正常生活的一部份。
可是一九一八年九月中旬，死神的面目和以往非常不同。醫院裡躺滿一列又一列的病患，許多人滿身血汙，以一種前所未見的痛苦方式斷氣。路易士是以科學家的身份被派過來，協助這兒的醫師處理這種令他們束手無策的神祕事件。他雖然有醫師身份，卻從來沒有替人看過病。身為美國第一代醫學家，他的生命都花在實驗室中。年紀雖輕，卻已擁有輝煌的成就，聞名國際，前途無量。
十年前在紐約的洛克菲勒研究所，他和他的導師豎立病毒學史上的重大里程碑，証明小兒麻痺（polio；腦灰質炎）是由病毒所引起。接著他開發出在猴子身上幾乎百分之百有效，能夠預防這種疾病的疫苗。這項貢獻再加上其他成就替他贏得賓州大學所屬，亨利‧彼博斯研究所首任所長的位置，一九一七年又得到在哈佛講壇（Harvey Lecture）年度演說的殊榮。其實這也不過是他隨後獲得一連串榮耀的開始而已。時至今日，兩位曾經與他共事，也認識多位諾貝爾獎得主的著名科學家的子女告訴我們說，他們的父親都認為路易士是他們一生中所遇到最聰明的人物。
診所的醫師期望他能對水兵們呈現出的劇烈症狀有所解釋。許多人身上沾的血液不是從傷口冒出，至少不是由於金屬或爆炸等外力造成；大多數的血跡都是鼻血留下來的，還有幾個是肺部咳出，甚至從耳孔內流出的。有些人咳得太過厲害，後來的驗屍報告發現，他們的腹肌和肋骨竟有撕裂現象。許多人痛苦輾轉神智不清，勉強有溝通能力的人則一律抱怨劇烈頭痛，彷彿有人在他們兩眼後方用釘錘向腦殼使勁敲打；而身體則痛得全身都像要裂開一樣。有些人有嘔吐現象。有些人身體顏色最後變得怪異，嘴唇和指尖發青，少數人軀幹黯黑得連是黑白人種都不容易分辨出來。
在這之前路易士只看過一次和這次比較相近的疾病。兩個月以前一艘英國船上的幾個船員，被救護車從封閉的碼頭送到另一所費城醫院裡接受隔離，好幾個人在那兒病死。驗屍報告顯示死者的肺部與遭到毒氣攻擊或是肺瘟（pneumonic plague）致死的狀況相似，那是種比鼠疫（註）更致命的瘟疫。
（註：鼠疫，bubonic plague，這種疾病是由跳蚤傳染，而導致淋巴腺發生問題，也稱為腹股溝炎或黑死病。）
但是不管是什麼病，那些船員的感染沒有擴散開，沒有其他人被傳染。這次的病人不只困擾路易士，更令他擔心，擔心他能否處理這種疾病，還有這種病會造成的結果。這次船員感染的病不單會傳染，而且是爆炸性地傳染出去。儘管事前各有關單位已經計劃周詳，小心翼翼地隔離病患，十天前這種病還是在波士頓一個海軍基地中爆發開來。波士頓卻爾西海軍醫院的米爾吞‧羅斯諾（Milton Rosenau）少校已和路易士聯絡過。羅斯諾和路易士是舊識，也是在大戰期間由哈佛大學教授轉為海軍的科學家。他有一本關於公共衛生的教科書被海陸軍的軍醫們當成聖經奉行。
費城海軍主管當局對羅斯諾的建議非常重視。尤其是當有支海軍特遣隊從波士頓調過來時，費城方面決心如果有任何疾病爆發時，一定要徹底隔離生病的水兵。他們有信心隔離可以管制疾病流行。可是當波士頓特遣隊來到之後第四天，十九名費城水兵就發生同樣疾病住院。雖然這些人和所有曾經接觸過他們的人都立即被隔離，第二天又有八十七名水兵住院。這些人和曾經接觸過他們的人也立即再被隔離，但再過一天又有六百個人因同一種怪病住進醫院。這時軍醫院病床已經全滿，醫護人員也開始染病，海軍當局開始把幾百名患病水兵送到民間醫院。費城和波士頓的情況一樣，海軍和平民工作人員頻繁地在市區和軍區間往來；同時波士頓和費城的人員也都還陸續被派到全國各地。
這是路易士擔心的另一件事。
路易士探視第一批病患，對他們的血液、尿液、唾液、鼻腔和喉頭採樣，對後來的病患也不斷重複這個程序，採樣和研究症狀，希望能從中找到一點線索。他讓實驗室裡所有人員都投入培養和尋找病原的工作。他不但要找到致病的原因，更要製造出治療血清或預防的疫苗。路易士對實驗室的熱愛超過其他任何事物。他工作的環境十分擁擠，到處堆滿一列列的試管、培養皿、滴管等等，對他來說實驗室可能比家裡還溫暖舒適，但他卻不喜歡這次的挑戰。尋找答案的壓力對他而言並不陌生，上次對小兒麻痺進行研究時，紐約市的疫情已經嚴重到市民需要通行証才能外出旅行的地步。不過這次讓他不安的是他必須放棄科學素養，為了要找到血清或疫苗，他必須根據不確定的結果做出一連串的猜測，這中間猜錯一步都不行。
他先做了一個猜測。雖然他還不能確定是什麼東西致病，也不知道要怎樣防範或治療，但他想他大概知道這是什麼病。他認為這是感冒，是一種從來沒出現過的感冒。
路易士沒有錯。一九一八年這種可能是從美國發源的流行性感冒病毒散佈到全世界，最早的致命病例就是在費城出現。在一九二○年全球疫情消退之前，它奪走的人命超過史上任何疾病。一三○○年代的鼠疫殺害四分之一的歐洲人口，受害人口比例超過這次感冒，但就死亡數字而言，一九一八年感冒殺害的人數超過歷史上所有瘟疫，遠在現代的愛滋病之上。
當時全球人口只有現今的三分之一，而估計最低死亡人數有二千一百萬人。這個數字是當時對疾病的研究估算，從此被輿論廣為引用，可惜我們幾乎可以確定這數字是錯的。今天的流行病學者估計，當時全球死亡人數至少應在五千萬人以上，很可能高達一億人。
光是數字還看不出疾病的可怕，恐怖反映在其他資料上。通常感冒侵害的是老人和嬰幼兒，可是一九一八年流行性感冒的死者有一半是正值青壯年的男女，年紀在二、三十歲之間。當時一位年輕優秀的外科醫師哈維‧庫興（Harvey Cushing）也曾經到死神面前走了一遭，後來他雖然成了醫學權威，卻從來沒有從併發症中康復過來。他說感冒去世的人「總是死得如此年輕，年輕得難以讓人接受」。
我們對正確數字不太有把握，但如果較高的死亡估計數字沒錯的話，可以推算當時全球大約有百分之八到十的年輕人口死於那次流行性感冒。他們死得又快速又慘烈。雖然感冒流行的時間長達兩年，但三分之二的死亡集中在短短的二十四個星期中，而一半以上的死亡發生在一九一八年的九月中旬到十二月初之間。感冒在那一年內殺害的人數超過中世紀黑死病在一個世紀裡殺害的總人數；短短二十四個星期中犧牲在它手中的人，也超過二十四年來死於愛滋病的總人數。
流行性感冒對人們的蹂躪和其他兩種疾病也相似。感冒像愛滋病一樣，富裕進步的社會也難逃毒手。一九一八年費城街上也出現教士駕著馬車，像中世紀僧侶參與黑死病的處理時一樣的畫面，挨家挨戶敲門，請藏在緊閉門後，充滿恐懼的人們將屋裡的屍體搬出來讓他們收走。
一九一八年的流行性感冒不只是個關於浩劫、死亡、和悲哀的故事。也是人類對抗大自然的搏鬥，疊影在人類不同陣營間的相互廝殺上的故事。那同樣是個關於科學探討的故事。有關人們如何思考，改變想法，在混沌中少數人能冷靜分析，超越純粹的理性思考，以不拔的耐性付諸實際行動的故事。一九一八年爆發的流行性感冒是歷史上第一次大自然與人類文明的大對決。這場對抗中有人不願臣服於自然，也不願只是祈禱鬼神賜福，他們憑藉科技和智慧，挺身面對大自然的撲擊。
在美國，故事的主角是一小群傑出的人物，路易士是其中之一。這群人包括很少的幾位女性，奠下的基礎科學成為現代醫學的根基，他們製造疫苗和解毒劑的技術延用到今天；在某些項目上，他們的成就已經與今天的知識相去不遠。在某些方面，這些研究人員早已準備面對一九一八年那種對決，他們的準備不是一般性，少數幾位更是相當專注。美國歷史上所有戰爭裡死於疾病的人都超過戰場上的傷亡，歷史上許多戰爭都引起疾病散播。美國研究機構相信大戰中會再度爆發大型瘟疫，所以他們事先就盡力作準備，等待挑戰到來。
故事應該從更早的時候說起，在醫藥能夠有效對抗疾病之前，醫學就先得經過科學化的改革。雖然醫生和病人的互動方式到處不同，但醫學一直都還不能算是一種科學，可能也永遠達不到真正科學的涵義。一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的幾十年，人類醫藥與二千年前古希臘名醫希波克拉底（Hippocrates）的時代相比其實沒有多大分別。但就在那時的歐洲，醫學開始發生變化，人類的醫療技術終於開始進步。
儘管歐洲的醫學開始進步，美國卻不為所動，特別是在醫藥研究和教育方面更是不足，使得醫療水準遠遠落後歐洲。直到一九○○年，當歐洲的醫學院幾十年來都已要求學生入學前必須要先具有化學、生物、和其他的科學訓練時，美國醫學院的入學還是比進入任何一所知名大學要容易。至少一百所以上的美國醫學院，只要任何學生（女生除外）願意付出學費就可以入學。五分之一的學校只要高中文憑就可以入學，根本不需要任何專科程度的科學教育，全國只有一家醫學院要求學生有大學文憑。沒有任何一所醫學院在學生入學之後會替他們補上缺少的科學訓練，許多學校只要學生來上課，通過考試，就可以拿到學位。有些學校即使學生好幾科考不過，沒有實習過任何病人，也可以取得醫藥學歷。
一直到很晚，到了十八世紀中期，才有一群美國醫界領袖開始倡導醫學革命，要讓美國從最落後的醫藥水平趕到世界第一的境界。正如這群人的朋友威廉‧詹姆士（William James）所寫，一群合力的天才可以「震撼整個文明」。這群人有這個念頭，並且即將撼動這個世界。這個理想不只要靠智慧和教育，更要真正的勇氣，一種可以放棄既得利益，對抗權威，義無反顧的勇氣。
哥德在《浮士德》中說：
它寫著「泰初有字」。
我停下來，猶豫它所指為何。
文字不應如此崇高：
我要另作詮譯。
我又讀一次，突然頓悟有如神助，
這次它是「泰初有識……」
「字」指的是權威、穩定、和法令；而「識」則是徹底攪拌、破壞、和重建，並且不擔心、也不知道重建之後的結果。就在大戰爆發前夕，倡導美國醫學革命的人成功了。他們建立的系統培養出能夠獨立思考、挑戰自然的人。這些新人與他們訓練出的第一代科學家，像路易士和他的同事等，組成一股核心力量，充滿警覺，準備對抗流行病的爆發。當瘟疫降臨的時候，他們冒著生命危險，憑藉受過的訓練挺身站在死神的路上對抗；而當面對瘟疫大舉壓境無法抵擋時，他們則組織既有的知識體系，爭取最後的勝利。這場對抗流行性感冒的戰役中人類取得的知識，直接關係著後世的醫藥發展。
研究疫病和分析社會反應的歷史學家大都同意，權貴階級會把他們的痛苦怪罪於貧苦的人身上，有時還會汙衊或孤立社會裏的弱勢族群。
1918大流感 當權者謊稱：只是一般感冒
瘟疫留在人們記憶中的多過於文學作品裏反映的。經歷過一九一八流行病的成年人今天都已經不在人世，現在的記憶只存在於那些聽過故事的人，他們聽過母親說如何失去外公，哪個叔叔變成孤兒，或是某位姑媽提起「我這輩子只見父親哭過那麼一次。」記憶隨著世代交替而淡化。
一九二○年代的作家很少提到它。
一九一八年十月三十日，瑪麗‧麥卡鍚（Mary McCarthy）和三個兄弟姐妹、叔叔和姑姑，還有父母親在西雅圖登上火車。三天之後到達明尼亞阿波里斯市時大家都病了，當車長要他們下車時她父親還抽出手槍反抗。祖父母戴著口罩來接他們。因為所有醫院都爆滿，他們只能回家。她叔叔和姑姑康復，三十八歲的父親在十一月六日病故，二十九歲的母親在次日也去世。在她的作品《天主教少女的回憶》（Memories of a Catholic Girlhood）中，她提到變成孤兒對她的衝擊，讓她急於要表現自己，也生動地回憶火車通過三分之二美國大地的景象，可是對於疾病流行幾乎一字未提。
多斯‧帕索斯（John Dos Passos）當時二十出頭，病得很嚴重，可是他的小說中很少提到生病的經驗。海明威、福克納、費茲傑羅等名作家幾乎也從未提到它。《紐約客》雜誌的作家和小說家威廉‧麥斯威爾在流行病期間失去母親。她的去世使得他的父親、哥哥、和他自己變得退縮。他回憶：「我老是猜想哥哥在想些什麼，他從來不和我分享心事。我不知道原因的時候，就猜一定是某件傷他自尊心的事，所以不肯說出來……」至於他自己，「和父親在地板上一起踱步時，我不斷覺得自已是不小心穿過一扇門到了不該到的地方，再也回不到原來不想離開的地方。」 對父親的形容是，「悲哀的表情總訴說著忍耐和無望。」對他自已而言，「母親的去世……是我寫下四本書的原動力。」
凱瑟琳‧波特當時病重得連訃聞都被人排版好了。她終究還是熬了過來，但是她的未婚夫就沒那麼幸運。她幾年後出版的小說《蒼白騎士，蒼白座騎》描寫那個時代疫病的恐怖和生活的情形，是極少數同類書籍中最好的。其實她居住的丹佛市和東部的幾個城市相比之下，疫情算是相當輕微的。
文學上對瘟疫留下極少痕跡不是第一次，幾個世紀前歐洲黑死病流行時也是一樣。一位研究中世紀文學的學者說，「除了極少數幾段生動又恐怖的文字之外，中世紀對鼠疫沒有記錄是很令人不解的事。除了那幾段大家所熟知的描述，其他文學作品中可以說根本找不到它的影子。」
人們會為戰爭寫作，他們描寫大屠殺，描寫人類的彼此凌虐，但顯然人們忘記大自然帶給人類的恐怖，那種讓人類顯得渺小無力的惡夢。疫病的印象只是偶爾會出現在作品中。納粹一九三三年控制德國時，克利斯多佛‧艾瑟伍德（Christopher Isherwood）筆下描寫柏林：「整個城市籠罩在戰戰兢兢、傳染性的恐懼瘟疫之下，像感冒流行一樣，我骨子裏感覺得到這種恐佈。」
研究疫病和分析社會反應的歷史學家大都同意，權貴階級會把他們的痛苦怪罪於貧苦的人身上，有時還會汙衊或孤立社會裏的弱勢族群。一位叫瑪莉‧瑪隆（Mary Mallon）的愛爾蘭移民被冠為「傷寒瑪莉」，因此被關入獄中長達二十五年，就是這種心態典型的個案。如果她生在另一個階級，遭遇必定不一樣。歷史學者觀察到這些掌權者經常得靠下達命令來取得安全感。靠著下命令他們才能覺得事情受到控制，社會還有秩序。
一九一八年這些上流權貴也是這種模式。丹佛市衛生局長威廉‧夏佛利（William Sharpley）就把該市對感冒防治的失利歸罪於「外來移民社區」，他指的是義大利人。《杜蘭哥晚報》（Durango Evening Herald）對於保留區裏猶他族印地安人特別高的死亡率，怪罪是他們「忽視和違反主管當局和醫生護士對他們的指示。」一位紅十字會工作人員在肯塔基州礦區批評不衛生的情形：「我們到達不幸的棚屋，它看來已經被遺棄了……我走進去發現一雙女人的腳伸出床外，頭枕在 的枕頭上，像個石頭人似的死去。她眼睛瞪著，口也張著，一幅可怕的景象……她住在三百呎外另一棟破爛棚屋的婆婆走進來……我還聞得到那股衝天惡臭，永遠忘不了那噁心的景象。可見髒亂的代價就是死亡。」
不過除了這些偶見的苛薄之外，一九一八年的感冒大流行，一般來說並沒有造成種族或階級間的對立。在流行病學上，死亡率和人口密度，也就是社會階級之間有一點關連，但基本上病魔對所有人還是一視同仁。年輕士兵的死亡帶給每個人打擊。疾病流行實在太廣，很明顯不會針對某個種族或是階級。在費城，白人和黑人得到的待遇當然不會一樣。在全國各礦區，不論是否出於私利，礦主自然也只為自己的礦工找醫生。在阿拉斯加儘管有種族問題，救援工作也晚了點，但政府仍發動大規模救援行動搶救愛斯基摩人。即使是前面提到的那位嫌環境髒亂噁心的紅十字會人員，也是日復一日留在災區冒生命危險救人。
秋季的第二波攻勢中許多地方政府癱瘓，全靠民間士紳接管，從費城的上流社會到鳳凰城的市民委員會等等。他們行使權力的目的是保護整個社會，而不是將它割裂。他們把資源妥為分配，而不是據為己有。
雖然有這些努力，但所有當權的人，不論是地方政府或是私人組織，大都未能把社會緊密凝聚在一起。他們不能的原因是沒有信用，失去信用的原因是他們說謊。他們說謊的原因是戰爭的緣故，威爾遜總統的宣傳機器要他們這麼做。（舊金山是罕見的例外。它的領導人物說實話，所以整個城市給予正面、英勇的回應。）
我們不可能知道有多少人命因為謊言而犧牲，也無法知道有多少年輕士兵是因為長官不肯聽從自己軍醫總署的警告而平白喪生。但可以知道的是，當那些當權者告訴大家這和以前的感冒沒什麼不同，只是流行感冒而已的時候，一定有相當數量的人相信他們說的，一定有人把自己暴露在病毒之下而犧牲。如果他們知道事實的話一定不會那麼做。還有恐懼確實會害死人，它害死人的方法是使人不敢照顧那些需要照顧的人。 許多人只要能免於脫水、飢餓、和得到休息，就能生存下來。
我們也不可能精確知道死亡數字。統計數字只是估計，我們可說數字是令人麻木的。
（本文轉載自約翰‧M‧巴瑞之書《大流感－致命的瘟疫史》，中文譯本由臺灣商務於2006年出版）
流行性感冒：1918流感全球大流行及致命病毒之發現
FLU: The Story of the Great Influenza Pandemic of 1918 and the Search for the Virus that Caused it
作者：吉娜‧科拉塔/著
譯者：黃約翰
出版社：商周出版
出版日期：2002年05月20日
語言：繁體中文 ISBN：986789216X
裝訂：平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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