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碧琴司の →ße

陳明忠，日據下高雄岡山一個地主的兒子；小時候，他最大的志願是當一個騎白馬的日軍上將；可他後來卻發現：原來自己並不是一個日本人、而是日本人蔑視的「清國奴」。

一九四七年，二．二八事件發生後，就讀台中農學院的他，參加了謝雪紅領導的「台灣民主聯軍」，擔任突擊隊隊長，實際參加了戰鬥。亂平之後的整肅期間，因為曾受他保護的大陸來的周進三院長出面營救，倖免於難。

但是，事情並未就此了結。

一九五０年九月，白色恐怖的風暴襲擊全島時，他的「二．二八」老帳又被拿出來翻算，並被戴上「紅帽子」，處刑十年……

我也是可恨的壓迫者

長久以來，少年陳明忠一直對班上一些被「皇民化」的同學處處拍日本人馬屁的卑屈態度感到難過、痛苦。尤其在自己有了民族意識之後，更是對那些同學們喪失尊嚴的言行表現感到相當不滿。他也因此認識到，被日本殖民統治的台灣人事實上有三種：第一種是敢於反日的少數人；另一種則是做日本人走狗的「三腳仔」；而大多數的人都是心裡反日卻不敢表現出來。

因為這樣的體認，少年陳明忠才反省到，家裡的佃農對待他的態度，也和那些皇民化的台灣人對待日本人的態度一樣。從前，他一直認為這是理所當然的事；可思想上有了轉變後的他就開始去想：「怎麼會這樣呢？」後來，他終於弄明白了。原來，在當時工業不是很發達的台灣，一般人的生存主要是靠農業勞動；佃農們一旦沒有土地耕作，根本就無法生存下去；因為這樣，他們對待地主和地主的家屬自然就非常客氣、謙卑。而佃農對待他的態度和皇民化的台灣人對待日本人的態度看似完全一樣的現象隨即使他猛然察覺：原來我在政治上雖然和其它台灣人一樣受到日本人的欺負，但在經濟上，從佃農的立場來看，我跟我所痛恨的日本統治者一樣，也是個可恨的壓迫者啊。於是他對自己所屬的地主階級的身份開始感到不滿。他認為既然自己不願意被人欺負，也就不該去欺負別人。因此，除了民族意識外，在他的思想中自覺地產生了素樸的階級的意識，也就有了基於不去欺負人的觀念的社會主義思想的萌芽。

少年陳明忠之所以會感受到佃農對待他的態度特殊，主要是起於每日放學回家，在路上，總會有佃農主動、恭敬地向他打招呼、問好；而且每到年節時分，他們都會將自己飼養的雞、鴨等送到他家當賀禮。他清楚地知道，這些佃農的生活其實都非常窮苦，相對地，他自己家卻是衣食無虞、應有盡有…。每次，碰到他家有婚喪喜慶時，他們也都會莫可奈何地「自動」前來幫忙。他們擔心倘若因為沒有來幫忙而被地主記上一筆，以致於將他們的土地收回、不給耕作的話，他們的生活就要馬上陷入困境了。

這樣那樣的現實生活上種種不公平的現象，終於讓少年陳明忠深刻地體會到在日本帝國主義殖民統治下的台灣人是很悲哀的，而當一個佃農的悲哀卻是雙重的。他想到：儘管我家的經濟生活是富足的，可在政治上卻要受日本人欺壓，過著毫無尊嚴的生活；對一個知識份子來說，這是非常難以忍受的事實。也就因為在殖民地生活下喪失了人的「尊嚴」，我的抗日、反帝國主義的思想才會跟著滋長。同樣地，基於自己渴望獲得尊重的心理，我也應該要重視別人的尊嚴問題。因為這樣的反省，他於是有了追求「人人平等」的社會主義思想。

(本書節錄自藍博洲新書《老紅帽》，南方家園出版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