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碧琴司の →ße

喬舒亞．庫珀．雷默（Joshua Cooper Ramo）為季辛吉協會（Kissinger Associates，國際知名的「地緣戰略」顧問公司）的合夥人，著有〈北京共識〉（2004）一文，影響深遠，成為「中國模式」的最初模型。

從歷史、經濟學、複雜理論、心理學、人類免疫學，以及網絡科學，雷默從中描繪了當代不可預測的特質；從矽谷大老、伊斯蘭恐怖組織、傳奇的情報頭子，一直到世界最好的遊戲設計師，作者從這些各式各樣特異人物中身上找到令人驚訝的課程，讓我們知道要如何面對無法預測的當代。

世間萬象的創成 的確由落沙來決定

沙堆力學裡有個深邃而驚人的東西：它們不僅有把秩序便混沌的能耐，也有能力把混沌變為秩序。從沙堆效應的石礫形成加州或由市場活動中產生巨大財富，也可見到相同的物理學發揮作用。沙堆似乎可以造物，甚至可以創造大部分的世界。

沙堆和沙堆崩塌的觀念，是從科學家、特別是巴克之流的大觀念科學家的「思想實驗」開始：也就是，在腦海裡或電腦上做數學，隨興玩弄各種變數，根本不必真的上實驗室。但賀爾德卻是實驗派科學家，所以，他看到巴克等人所寫的論文之後便自問：「在現實生活中試試，會有什麼結果？」沙堆崩塌的頻率如何？巴克腦海裡的觀念，在實驗室裡也正確嗎？巴克率先在理論學刊披露這個觀念後，似乎沒有多少心思做實際測試。可以實驗嗎？怎麼一粒粒地堆個沙堆呢？沒人試過。於是，賀爾德決定一試。

首先，由於沙塊會扭曲沙堆平均度的緣故，賀爾德需要大小大致相同的沙粒。為找尋可靠的沙狀物體，賀爾德以氧化鋁著手實驗，但最後還是發現周末到海邊搜集來的海灘沙更為理想。賀爾德先做篩選，取得大小大致相同的沙粒，再確定沙粒已完全乾燥（濕氣可能改變沙粒的重量，因而干擾實驗），然後把沙子倒進一個跟IBM電腦連接、看來有點像是胡椒研磨器的簡陋機器裡。電腦控制研磨器的轉速，以及每一轉該漏出多少沙子，讓賀爾德可以把沙子準確地落在一個巴掌大的盤子上。他將盤子放在天平上，如此即可稱出落在沙堆上和沙堆外的沙子有多少（每粒沙子重量為０‧０００六盎斯），然後把天平放進塑膠玻璃箱裡，以免空調微風干擾到沙堆。賀爾德花了將近十個小時製作這套裝置，然後啟動機關。

花了一天堆成的第一個沙堆，一次一粒魚貫落下，底部寬約二吋。不出巴克所料，初期沙子會自行堆成錐狀，物理學家稱這種現象叫「自我組織」（self-organization）。沒人告訴沙子去哪裡，但落沙固有的物理作用意味著它們會自行堆成極為平均的沙堆，並不會四處飛散。

賀爾德發現，沙堆到了一定大小之後，便進入巴克所預見的奇異的「臨界」狀態。有時，多加一粒沙子就會造成崩塌，有時卻得加上好幾千粒沙子，沙堆才會漸漸滑開。賀爾德發現崩塌的表面模式，有些科學家稱之為「冪次法則」（power law），也適用於其他非線性自然現象的分布，如地震即是。（「芮氏地震規模」之父芮克特〔Charles F. Richter〕從數百年的地震資料中耙梳出的模式為：大地震的呈指數（冪次）型發生的頻率小於小地震。這就叫「冪次分布」。）

但這沙堆最有意思的是它本質上的不可預測性。你的目光不可須臾離開沙堆。冪次法則雖已告訴你崩塌的大致機率，但下一粒沙子是否就會造成崩塌呢？傳統科學認為沙堆是安定的均衡狀態，唯有受到強大的外力干擾，或沙粒的數目到達一定質量，才會發生崩塌現象，但賀爾德的沙堆行為卻大不相同。沒有神奇數字，多加一粒沙跟十幾粒沙一樣，都有可能引動崩塌。沙子在沙堆內移動和滑動的情況，跟沙堆所受外力情況一樣重要；衝擊沙堆和沙堆反應之間沒有明確的關聯，亦即因果間並非呈「比例性」（proportionality）的對應。正如巴克所論述的，沙堆是個「在巨大打擊和落針之力之下都可能崩解」的系統。

賀爾德不知該如何規範這種系統。坦白說，這是個難解之謎。就某種意義而言，沙堆上的每粒沙子都由無形的壓力和張力網密切相連，因此，沙子物理作用力的複雜性，每一秒鐘都會增加百萬倍。新增一粒沙？可以，但一切都得重新規畫。電腦速度還沒這麼快。這種不斷擴大複雜性的特質，打破預測的概念。「當一個人嘗試逐步深入預測未來的時候，」賀爾德推測。「他所需蒐集的初始情況的相關資訊量會呈指數增加。」這正是賀爾德在塑膠玻璃箱內所見到的情形。你也許可以預測一、兩粒、乃至一百粒沙子的互動情形，但到一千粒沙子的時候，根本不可能度量你猜測下一步情況所需的所有小細節。這種世界已超越最複雜形式的牛頓物理學範疇。在巴克心目中，這個邏輯幾乎可以無限制地延伸。任何系統都有可能出現同樣的力學，如地殼、生態系、股市、國際關係等，超過一定的時點之後，這些系統的內部力學便呈令人百思莫解的不可知狀態。

賀爾德設法將沙堆移到更大的盤子上，盤子越換越大，到了一定的大小之後，連冪次分布法則也不見了。系統變得極其複雜，沒有任何規則可以提供一粒沙子造成大難的頻率多寡，你唯有坐在一旁，看著沙子一粒粒落下，靜觀其變。這時，你也許會暗自思忖：物理學或數學史上找不出任何規則可以告訴你下一步會發生什麼事。

巴克的世界不是安定或秩序井然的世界。賀爾德這混沌、隨機、不斷位移和變化的海灘細沙，是某種能量的表徵，一種可能創造和毀滅的能量。沙堆處於持續的變化狀態中，靜止時刻稍縱即逝，沒有哪一套方程式可以完整敘述。倘若巴克的理論無誤，則在實驗室外的情況應該也無誤，而這不啻是要周遭科學家的思想徹底革命。他認為，沙堆力學裡有個深邃而驚人的東西：它們不僅有把秩序變混沌的能耐，也有能力把混沌變為秩序。沙粒、股票、地殼都不是按照單純的入力—出力公式來活動，而是出於一種內力與外力同樣重要的複雜邏輯。雪崩和地震雖也表達同樣的邏輯，但最讓巴克感到興奮的是，從沙堆效應的石礫中形成加州或由市場活動中產生鉅大財富 ，也可見到相同的物理學發揮作用。沙堆似乎可以造物，甚至可以創造大部分的世界。

巴克很喜歡引用十九世紀法國小說家雨果的一句話，當做有先見之明的概論：「我們怎麼知世間萬象的創成不是由落沙來決定？」萬一真實世界當真是處於安定與混沌岌岌可危的不平衡狀態呢？巴克沉吟不定。要是能突破這種複雜系統的邏輯，即便是小小的突破，也許就可以無所限制地創造。世界並不是許多沒有意義的隨機組合，而是需要不同的計算方法，只要找出這些新方法，即便是最困難的問題也可迎刃而解。科學界一再出現過這種狀況。但是，萬一這系統依舊牢不可破呢？萬一這邏輯仍然埋藏在不斷位移的沙粒裡呢？若是如此，科學會繼續追蹤自宇宙創成以來即困擾著每一個模型的幻影。世界的邏輯即便在呈現深不可測的內在秩序時，仍會繼續以無意義的騷動狀態呈現你我眼前。

現實主義國際政治觀的盲點

《國際政治學》寫得很好、很有啟發性，也很犀利，是不可多得的政治學好書。不過，幾乎每一頁也都可以看出別有蹊蹺：是一種令人揪心的感覺，總覺得他很清楚自己所提出的世界觀，一如巴布斯特那些極為天真的模式般，把國際秩序簡化至近乎毫不相干的地步。

【前言】 喬舒亞．庫珀．雷默（Joshua Cooper Ramo）為季辛吉協會（Kissinger Associates，國際知名的「地緣戰略」顧問公司）的合夥人，著有〈北京共識〉（2004）一文，影響深遠，成為「中國模式」的最初模型。 從歷史、經濟學、複雜理論、心理學、人類免疫學，以及網絡科學，雷默從中描繪了當代不可預測的特質；從矽谷大老、伊斯蘭恐怖組織、傳奇的情報頭子，一直到世界最好的遊戲設計師，作者從這些各式各樣特異人物中身上找到令人驚訝的課程，讓我們知道要如何面對無法預測的當代。 現實主義國際政治觀的盲點 摩根索本著他的「工作坊」世界觀，總算把國際關係這門學科打造成所謂的科學。《國際政治學》問世七十年後，現實主義理論仍然主導著大多數大學裡的國際關係思想。它形塑國際關係上的一切事物，從如何締結聯盟，到建立從管理疾病到金融恐慌等機關不一而足，而它的基本前提和語言甚至納入自由主義、國際主義、官僚政治論等各別苖頭的思想流派；它們成了拼字圖板的基底，類似命名的觀念如防禦性現實主義（defensive realism）和新古典現實主義（neoclassical realism）便應運而生。坦白說，若不提到摩根索，根本無法開始嚴肅的討論國際關係，這也是我要在這裡先介紹他的原因之一。 《國際政治學》寫得很好、很有啟發性，也很犀利，是不可多得的政治學好書。各位可以從字裡行間看出，摩根索何以能迷惑許多總統、外交家和理論家。不過，幾乎每一頁也都可以看出別有蹊蹺：是一種令人揪心的感覺，總覺得他很清楚自己所提出的世界觀，一如巴布斯特那些極為天真的模式般，把國際秩序簡化至近乎毫不相干（near-irrelevance）的地步。有時候，各位只能在附註中驀然瞥見這種一廂情願想法；有時，各位從內文轉到附註，再回頭看《國際政治學》時往往會有好像在看藥品廣告的感覺，也就是，神奇療效會被細體字印刷中所羅列的一大堆可能致命的併發症抵消。摩根索會提出廣泛、有發展性又合理的陳述——「社會安定性越大， 集體情緒試圖在侵略型民族主義中找出路的機率越小」——卻在附註中警告在很多環境下這種情況可能有誤來加以中和。較為富裕和穩定的國家，應可免於把德國和日本這類國家推向瘋狂行為和戰爭的內部危機；但他在附註中又指出，假設這些國家沒有「階級鬥爭 、革命、都市暴力和內戰」等創造歷史的勢力。 摩根索心裡有數，在他的演講和最為私密的文章中也透露出自己的憂心。他畢竟活過納粹年代，見識過附註中那些勢力的代價。這類危機無法從自己的思維模式和人生中剔除，因此，摩根索不無幾分失望之情地坦承，「政治現實充斥著各式偶發事件和制度上的不理性」。此外，他也很清楚以科學塑型人類的侷限，在前一本著作《科學人與強權政治》（Scientific Man Versus Power Politics）裡就已辯才無礙地探討兩者的緊張關係。他寫道，真相是，世界不是一道數學題。它不僅處處充斥著偶發事件和不理性，從某些方面來說 ，簡直就是偶發事件和不理性的化身。然而，有些比較熱心的摩根索的助手，在急於賦予現實若干秩序感之餘，竟把這些國際體制中的動態部分擱在一旁。 民主和平論與現實主義政治觀的失利 在實驗室、海德堡展示廳或籍籍無名的地下室裡，看來越是漂亮的理論，在國家和領導人未必理性的現實世界裡越不可行。 「系統的不理性」往往會犯下民主和平論之類的簡化之失，往往在挑戰決策者——不管他們是美國總統，還是羅馬將領。這正是很多外交事務學者或經濟大師掌握實權之後，很快就把饒富學究氣質的觀念拋諸腦後的原因之一。先是在柯林頓主政期間擔任財長，後來S出任歐巴馬「國家經濟委員會」（National Economic Council）主席的哈佛經濟學家桑默斯（Lawrence Summers）曾向筆者表示，他從前任財長和超務實的高盛（Goldman Sachs）交易員魯賓（Robert Rubin）身上學到最重要的事是：「採取可能式概觀（probabilistic view）的世界觀，拋開在學術界出人頭地的黑白分明的思維模式。」舉例來說，另一位哈佛出身的教授季辛吉在和中國總理周恩來會談美中建交期間有一段重要的對談。他對中方領導人說，兩人所討論的觀念當中，有很多跟他所教授的理論完全背道而馳。在課堂上擲地有聲的劍橋模式，在現實上大多派不上用場。 當今世界的複雜物理學使得這種現象更加明顯。在實驗室、海德堡展示廳或籍籍無名的地下室裡看來越是漂亮的理論，在國家和領導人未必理性的現實世界裡越不可行。（或者，他們的理性，我們可能會認為是瘋狂，例如，千禧年交替之際，與伊朗相關的流行俏皮話裡就有個謎語，說伊朗必須決定自己是「國家還是聖戰團」。）兩個國家可以同樣以客觀方式看待對方的國家利益，這根本是不可能的想法，而所謂清楚、穩定、可知的國家利益，往往也是子虛烏有；隨著我們的年紀、遭逢的危機、一夕發跡等變化，我們對「利益」的看法也會改變。國家利益可能瞬間分歧和重組。珍珠港事變一夕之間改變美國人對國家地位的看法，當天，范登堡（Arthur Vandenberg）參議員黯然說道：「結束孤立主義，換任何的現實主義都行。」九一一事件同樣是個震撼。「國際關係裡沒有永遠的朋友，只有永遠的利益。」這句老話只對一半。連利益本身也可能以不可思議的速度重作規畫。 現實主義在其他方面也一一失利。譬如，它主張國家獨占暴力使用權，但在電腦駭客、恐怖分子和毒梟橫行的年代裡，這種主張已不完全正確。何況，面對性質特殊的金融互聯世界，危機、風險和利潤都以不可能察覺和管理的方式息息相關，只談軍隊和外交官的理論沒有太大用處。相較於摩根索著書立論時，現今的政治權力所觸及範圍更為廣闊。例如，全球百分之九十以上的非政府組織都是在近十年間成立的，再回頭看看摩根索的道德無用論，以及只有武力能端正時弊的說詞，各位作何感想？就算這種假設很正當（honest）——因為在道德爭論中的確很難判別誰是誰非——但有些當今最具活力的勢力，如品行天差地別的真主黨和葛林斯潘，確實是從極為明確的道德世界觀取得力量。各位也許不認同這類團體的道德觀，它們和各位的道德觀並列時可能顯得格外扭曲，殊不知信奉它們的人受強烈道德感驅策的程度絕對不下於追求權力的欲望。經典的思維模式所以會把這種疑慮塞到附註裡，只因它們實在太難塑形了。遺憾的是，這些疑慮正是現行體制最重要的部分。   （本文轉載自喬舒亞．庫珀．雷默新書《不可思議的年代》，中文譯本由行人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