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碧琴司の →ße

這本書談的是相遇---不同文化間的相遇---和使那些相遇得以發生的野心、想像、努力、創新這四者馳騁的範圍。這本書也是眾人交會激盪的結晶。從我開始編纂《泰晤士世界探索地圖集》，我就想寫一本類似這樣的書，那念頭在我腦海裡翻湧已至少十五年。但我從未想到自己有機會或有能力去找到務實可行的辦法，處理這個涵蓋廣大時空的棘手題材，後來，緣於與友人卡洛斯．馬提內斯．德．坎波斯（Carlos Martinez de Campos，西班牙地理學會會長）和維吉利歐．奧涅特（Virgilio Onate，西班牙地理基金會會長）的餐間閒聊，才讓我付諸行動。他們鼓勵我動筆，還助我找到方向。

　　決定性的影響來自拉斐爾．德爾．皮諾．伊．莫雷諾（Rafael del Pino y Moreno）。他是工程師、實業家、傑出的慈善家。與他見面時，他已利用自行設計的一艘快艇，沿著過去偉大航海探險家的足跡，親自走了一趟。他說，「我希望在死前看到你寫本全球探索史。」那叫人難以抗拒的提議裡，透著叫人心頭為之一驚的幽默，因為那時他雖已八十多歲，但身體硬朗，精神钁鑠，性情爽朗。但我忙於這本書的初期工作時，他突遭可怕意外，幾乎全身癱瘓，這一出書計畫，對我而言，隨之變成刻不容緩且非完成不可的心願。拉斐爾先生以無比的堅毅忍受痛楚的折磨。我要感謝他的激勵，使我開始動筆寫這本書，還要感謝他的關心和他所提供的見解，使這本書得以茁壯豐實，得以不致夭折。掛他名字的基金會給我研究補助，後來又針對地圖與插圖的開銷給我另一筆豐富的補助，在此，我要對那基金會致上幾乎同樣深摰的感激：沒有那慷慨的資助，我不可能抽出時間完成這本書。在這整個期間，皮諾基金會的會長阿馬迪歐．佩提沃（Amadeo Petitbo），不斷給我幫助、支持、諒解。我撰寫時，他和維吉利歐．奧涅特煞費苦心閱讀原稿，幫我找出問題，予以改進。

　　我還要感謝牛津大學出版社的讀者給我寶貴而深刻的意見，感謝牛津大學出版社的Luciana O’Flaherty、Norton出版社的Steve Forman、Destino出版社的Mauricio Bach三位編輯不凡的本事和寬容。這本書的內容大部分撰寫於倫敦大學瑪麗皇后學院，該學院歷史系、地理系、藝術研究中心的同事---在該學院格外開明的領導、管理的協助下---提供了最理想的教、學環境。我在塔夫斯大學歷史系完成這本書，而在該系，我非常幸運的，受到同事熱情的歡迎和受益不盡的同事情誼。我對探索活動的了解，大部分在更長的一段時期內，得益自我在哈克盧特學會的會員同僚和我編纂《泰晤士世界探索地圖集》的同事。當然，書中不免有無知、謬誤之處，而這無論如何，咎都在我。

打從採集文化開始到二十一世紀肇始的漫長過程中，人類一直在試圖找出世界的盡頭，描繪世界的輪廓，不斷地幻想著既有邊界之外，還有更遼闊綿延的內陸，其中有大盆地和錯綜複雜的河流網路，或是更一望無際的大洋，其上有南方大陸和星羅棋布的島嶼，然後透過實地的探索，舊有的幻想破滅，而新生的幻想又冒出。

　　在這部以全球為範圍的人類探索史中，菲立普．費南德茲—阿梅斯托講述了遠古以來人類分流（因四處移棲而在各地紛紛冒出人類社會）與合流（因為發現「新世界」而開始將那些社會再度連結）的壯闊歷史。透過「舒展」「伸出」「走動」「躍起」「跳越」「圍繞」「連接」「深化」「全球化」九個階段，費南德茲—阿梅斯托揭露了史上實有其事的探索壯舉、探險家不可一世的自負、以及激勵他們出外探索的傳說與幻想。

作者簡介

菲立普．費南德茲—阿梅斯托，Felipe Fernandez-Armesto，1950—

　　塔夫斯大學歷史系的阿斯圖里亞斯王子講座教授，倫敦大學瑪麗女王學院的資深研究員，出版多本暢銷歷史書，包括《文明的力量》《食物的歷史》《改變世界的觀念》《我們人類》。目前是《泰晤士世界探索地圖集》的主編。定期在西班牙與英國兩地從事新聞記者、廣播員的工作。在英國，是BBC第四電台「分析」節目拿主持棒最久的主持人；在美國，被紐約時報喻為「與布勞岱爾、湯恩比等量齊名的歷史學家」。1997年榮獲國家海事博物館「凱爾德獎章」（Caird Medal），1999年受頒「約翰卡特布朗獎章」（John Carter Brown Medal），兩個獎項都是頒發給對航海史與殖民史有傑出貢獻的研究者。

譯者簡介

黃中憲

　　1964年生，政治大學外交系畢業。專職翻譯。譯作包括《歷史上的大暖化》、《成吉思汗》、《貿易打造的世界》、《破解古埃及》、《蒙娜麗莎五百年》、《法老王朝》、《項塔蘭》等。

《天外奇蹟》的現實版：導讀《大探險家》

林益仁 靜宜大學南島民族研究中心／通識教育中心主任

如果物種與自然風景的保存，在西方歷史上首度成為帝國政策的目標，那是史學家理察，葛洛夫所謂的『綠色帝國主義』。『綠色帝國主義』是被喚起的管理意識，是在偏遠海域發現新伊甸園一事所啟發的意識。如果哲學家擴大了他們的人性觀，以將所有民族都納入的心態，認真努力去解決原遭排除在外的人類…是否可加入道德圈，成為其完全會員這個問題，那是因為探索活動使這些人類同胞愈來愈為西方人所熟悉。……當然，暴行掠奪強徵虐待的行徑仍有增無減。但在這同時，探索活動已的確成為一種良性的狂熱。──費南德茲─阿梅斯托《大探險家》

看過《天外奇蹟》（Up）嗎？這是一部充滿驚奇與笑聲，描寫幾個熱愛探險的人如何探險的動畫卡通片，故事的情節大致如此：由一個從小到老都幻想去探險，但卻始終未如願的老先生、一個充滿野心卻很難滿足自己新發現的專業探險家、一個天真活潑有正義感的小童子軍、以及一些幻想中的生物所交織出的溫馨感人故事。跟許多故事一樣，這部影片有好人、也有壞人，有聰明人、也有愚笨人。不過好人有時會變壞人，而聰明人似乎也會變愚笨，反之亦然！如果用簡單的描述來導讀《大探險家》這本書，我會說它就是「天外奇蹟」這部卡通片的現實版本，同樣述說著人類對於探險這個古老的夢想，只是講故事的語言不同而已！

從某個角度來看，人類對世界的探險一直是個「迷思」（myth）。根據維基百科的說法，「迷思」發生於遠古的時代，當世界還沒有達到人類目前認識的模樣時，它解釋了世界是如何可能存在，通常是透過某種神力或是超自然現象的語言。同時，它也說明了習俗、制度、與禁忌是如何建立的。所以跟一般的理解不同，「迷思」不是令人困惑的事！剛好相反，「迷思」應該是現代人如何用過去的語言，去解釋古代人們所認識世界的途徑。從這個觀點來看，費南德茲─阿梅斯托教授的《大探險家》這本書，無非是解讀人類如何認識世界這個「迷思」的最佳範例，雖然他用的不是神力或是任何超自然的力量，而是歷史家的洞察力。更有意思的是，這本書也出現「迷思」特有的曖昧性，一方面透過「探路者」讓我們看清楚世界的某一種面貌，而另一方面卻又讓我們卻步，心中忖思這是否真是我想要的世界呢？前面所引費南德茲─阿梅斯托在書中的文字，正好透露他對於探險這個世界的不安與猶豫。

由「探路者」所媒介的世界文明史

這是一本透過探險家的軼事、文獻與研究報導所凝煉得出，訴說著世界文明如何分合的歷史作品。在本書中，著作等身的倫敦大學教授費南德茲─阿梅斯托再次展現他驚人與細膩的地理與航海史知識，緊扣著探險者身後的社會脈絡，從史前人類一路滔滔談到現代的科技社會。雖然，書中鉅細靡遺地交代了不少探險者的故事，或甚至有點繁瑣惱人的歷史情節，他嘗試訴說的卻是一個簡單的主軸：即是文明的「分」與「合」。有趣的是，分合之間都可以從探險這件事開始。談到分合，身兼「泰晤士世界探索地圖集」主編的費南德茲─阿梅斯托處理的角度不僅觸及中國章回小說中樂道的一句話：「天下之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著眼於歷來英雄人物攻城掠地的謀略攻防，更將視野拉大，納入史前人類求生存的冒險事件以及探險家個人企圖認識世界的野心與抱負。很顯然，人類文明的分合，不僅是著重於文字、藝術、技術、商業、制度、政治、宗教等人文社會面向而已，分合之間還有它的生物性，包括：覓食、棲蔽、適應氣候、繁衍與遷徙等。有趣的是，不管是哪一個面向，都可以從探險家的行為中窺探得出。

費南德茲─阿梅斯托刻意用「探路者」（pathfinders）這個名詞來取代「探險家」（explorers），似乎有意點出探索行動的生物本能，像是在地圖工具與科技尚未開發且廣泛運用時，用記號直接將探索發現標記在土地上，利用土地作畫、枯枝或是小石頭的排列、或甚至是在詩歌、儀式與手勢等身體的功能幫助記憶探索路線，反而更是常用的方法。對照過去歷史家多將焦點放在「探險」活動與現代科技發明的社會連結上，他指出過去長期被忽略的人類單純找路求生存的基本需求。因此，在書中不難看到作者利用篇幅介紹史前與古代人類與生存環境搏鬥的探索故事。

費南德茲─阿梅斯托雖然是一位歷史地理學者，但是他的著作往往透顯出一種跨領域的視野。在這本書中，他引用相當多考古與人類學的知識，勾勒出人類遷徙的歷史，此外這本書關於不同文明裡人們的遷徙過程的描述，相信也會引起發展社會學者與文明比較的學者極高的興趣，特別是哥倫布、麥哲倫、庫克船長等發現大洋航行路線與不知名大陸的壯舉背後的歷史都跟整個世界發展有著密切的關聯性。本書的寫作方式是以年代作為說故事的軸線，一共分為九章。其次是，介紹人類對於不同大洋的探索，包括航海路線的開拓與接續的陸地探索，這也是作者講故事主要的地理座標。

多元文化觀點下的全球化

「全球化」是社會學理論的熱門議題。從史地的角度出發，費南德茲─阿梅斯托的用語就是前面所談的「合」的過程。其實，不管是「分」或是「合」，從「探路者」的眼光來看，都是走向世界。在史前的這一段將近一百五十萬年且相對長的歷史中，費南德茲─阿梅斯托因採取的是一個起源觀點，先不管是單一起源或是多方起源，因此出現了一個「分」的說法，也就是人科動物不斷地遷徙與分支，遷徙的理由可能因為沒有文字可考，所以目前僅能從考古學資料來探索，因此容易偏向生物與物質文明的解釋方式。但整體而言，分支的理由正是努力地走向多元生態環境的世界最佳的明證。我的布農族學生告訴我，布農族的世界觀中有許多不停在走的故事，從海洋到陸地，從平地到高山，死後到未知的世界也是不停地走。相較於安土重遷的漢民族，南島民族似乎更具本書「探路者」的精神。在《文明的力量》一書中，費南德茲─阿梅斯托指出人類為了適應所在的環境，必須用盡心思因此創造出不同的文明。同樣地，「合」的過程根據他的分析與描述也是走向世界，不同的是，在這個「合」的過程之前，人類已然因為「分」而建立不同的文明。所以這個「合」的過程拉出了作者在序言中就明白點出的多元文明相遇的重點。

然而，文明的相遇很少是平順的！人類學家Anna Tsing在《摩擦》（frictions）一書中，用這個字眼來比喻文明的相遇，也巧妙地指出文明的差異是人類社會往前走的重要基礎，就像汽車無法在完全沒有摩擦力的路面行駛一般！放在本書的脈絡中，阿梅斯托卻告訴我們更多在諸多探險家的帶路下，這些差異如何被殘暴地弭平的歷史故事。原因是，在近代的「合」的過程中有一個主導性的力量，即是西方現代力量的崛起，伴隨著文藝復興、科學革命與現代化國家的興起，這個「合」的力量與過程在諸多文明的相遇上並非是對稱的。或許是這樣的不對稱過程讓費南德茲─阿梅斯托在結語中顯得忿忿不平，畢竟他一路寫作的重心並不完全是西方中心論者，但是現代性在西方的興起卻值得讀者深入省思，而這本書提供了豐富的歷史素材。

乘風而起的西方文明

費南德茲─阿梅斯托嘗試從不同的歷史階段與不同的區塊來描述探索是無時無刻不在發生的事實，這樣的筆法本身就是一個多元文化觀點的呈現。雖然在全球化的過程中，西方的文明逐漸取得優勢，但這並不意味著在歷史上其他文明在探索上的落後，例如：玻里尼西亞人在太平洋的探索、印度洋季風區東南亞文明的海上探索以及中國的絲路等。但畢竟在近代歷史中，西方的崛起是不可忽略的事件。在本書中，費南德茲─阿梅斯托用了相當多篇幅從航海史的角度剖析了西方這個強權是如何興起的。所謂的「西方文明」，他說：

基本上指的是由西歐部分地區和美洲許多地區或大部分地區構成的一個大西洋連續體。

這個定義是一個不折不扣的海洋觀點。哥倫布在十五世紀末透過航向大西洋的大膽壯舉，拉開了西方文明的序幕。之後，歐洲各國的拓展便循著大洋而走，往西繼續向大西洋探索，希冀很快地就可以到達夢想中的亞洲，結果發現美洲新大陸比想像中還大；往東，則是朝向印度洋前進，在印度與各個海洋島嶼上建立貿易據點，買賣香料等異國風味的商品。費南德茲─阿梅斯托用了超過三分之一的篇幅來描述歐洲各國的航海勢力從葡萄牙與西班牙萌芽擴散，荷蘭、英國、法國等勢力陸續加入、競逐與分庭抗禮，帝國的興起更促成了西方各國對於各大陸的內部探索與殖民。從亙古的獵人以來，探索的精神到此已經走了樣，或說呈現出一種新的面貌，也就是殖民帝國野心的浮現，而後面推促的力量為何呢？阿梅斯托自己說得好，他說：「從這探索活動可得到什麼好處？一個叫啟蒙思想家無法抗拒的問題。進步則是他們所幾乎無法抗拒的答案。」於是，因啟蒙而起的航海技術革新、更精確的海圖繪製、對抗壞血病的醫學等無一不是為更廣大的帝國領土服務。探險家則成為帝國的馬前足，雖然有時他們並不一定有相同的侵略野心。

繼續前行的探路者

導讀至此，本書最重要的「探路者」似乎還是面貌模糊。主要的原因是，他們的軼事與身影簡直就充滿在本書的各篇章，實在很難一一介紹。他們的身分從獵人、漁夫、海盜、商賈、戰士、將軍、教士、科學家以及航海家等不一而足。其中包括：在北海討生活俗稱「維京人」的古斯堪地納維亞人；在太平洋島嶼間逆風跳島航行的玻里尼西亞人；阿拉伯半島上諸多類似辛巴達的航海記事；我們應該熟悉，但可能不完全了解的唐朝高僧玄奘的西域旅程與明朝穆斯林航海家鄭和；迪士尼故事中過度被浪漫化了的白人船長約翰．史密斯與北美洲原住民的遭遇故事；征戰南美尋找黃金國度的西班牙大將軍科特斯；《格列佛遊記》中虛構但絕對是受到當時探險家軼事啟發的諷刺作品。更不要講，哥倫布、麥哲倫等大航海家的故事。這些「探路者」的故事都是阿梅斯托鋪陳人類文明相遇的重要基質。這些人生活在不同的年代，操用著不同的語言，受到不同的文化影響，探路的動機也或許各有不同，但根據作者的描述卻有一些共同的特性，在書末費南德茲─阿梅斯托評論說：

本書給了我們一個無可否認的教訓，即探索一直是愚行不斷的活動，往前的每一步都是前一人跳躍失敗的產物。探索者往往是怪人，或特立獨行之人，或空想家，或熱愛浪漫冒險者，或攀緣附勢欲躋身更高社會階層者，或遭社會遺棄者……這些人的眼光都有相當的扭曲，因而能在腦海裡賦予現實世界新的風貌。他們共有的惡習中，最不管用和最管用者乃是野心過大。

費南德茲─阿梅斯托對於歷史上「探路者」的評論應該是公允的，他們的作為至今仍受到正反兩極不同的評價。但或許也是這種野心的驅動，在不計後果的情況下推促著「探路者」，蓄積了他們想像與探索世界的能量。幾年前，我參與了朋友一個名叫「泰雅千年」的拍片計畫，想像著千年前古代泰雅族人為何與如何遷徙的過程，嘗試勾勒泰雅人利用周遭生態環境的傳統生活智慧，後來又協助出品泰雅族導演比令．亞布對於「泰雅千年」拍片過程有關泰雅族文明的反思紀錄片，名為「走過千年」。在參與製作這些千年系列的過程中，讓我逐漸對遷徙的主題產生莫名的好奇與興趣，尤其是深刻體會到所有的遷徙，基本上都是一種大膽的探索，有賴勇敢機巧與冒險犯難的「探路者」。同時，遷徙的行動也非常挑戰自身文明的延續或是割離。不管事件大小，對那群遷徙的人而言，都是件驚心動魄的事，更不要說如果日後影響擴大，那些跟著也受到影響的人們！年前，應允了左岸出版社的書介工作，利用年節的空閒，仔細地讀完《大探險家》這本書，意外地發現本書竟然也對遷徙的主題有著一定的注目，唯一的差別則是這本書的寫作視野與知識廣度，顯然都更加深沉與豐富，特別是對於「探路者」所發掘出來的世界與過程的反思。最後必須強調的是，雖然這是本歷史的著作，但由於它深具啟發性，相當值得推薦給不同領域的人士品讀。

第四章，關於鄭和下西洋

或許是因為靠奪權當上皇帝而統治地位有待確立，明永樂皇帝（成祖）為榮耀自身，幾乎不惜代價。從一四○二年奪取大位到二十二年後去世，他對中國邊境，特別是與蒙古、安南接壤處，幾乎用兵不斷。他對中國邊境以外任何可及的地區，派出至少七十二支代表團。最浩大、最耗成本的代表團走海路出去。一四○五至一四三三年間，鄭和率領龐大船隊下印度洋，完成七次令人驚嘆的遠航。據說，第一次遠航動用了六十二艘有史以來最大的船隻（「寶船」）、兩百二十五艘支援船、兩萬七千七百八十人。根據晚近所發現的一根舵杆來看，寶船的尺寸確如當時所估量的龐然，排水可能達三千噸，是當時歐洲最大船隻的十倍大。這些遠航平均每趟花費兩年時間，共訪問了印度洋周邊至少三十二個國家。頭三次遠航（一四○五至一四一一），沿暹邏、馬來亞、爪哇、蘇門答臘、錫蘭航行，最遠只到馬拉巴爾沿岸──全球胡椒的最大供應來源。第四次遠航（一四一三至一四一五）去了馬爾地夫、荷姆茲、吉達，載回十九個國家的特使。

鄭和船隊返回中國時，其所載回的諸多貢品中，有一樣在中國蔚為轟動，風光更甚那些外國使節。那就是長頸鹿。在這之前，中國人未見過這種動物。鄭和是在孟加拉得到這隻長頸鹿，而牠則是因孟加拉與印度洋彼岸的東非有貿易往來，被當地某君主視為奇珍，從東非運來收藏。中國人立即將這動物視為上天賜下的瑞獸。據目睹此獸的沈度所形容，牠「麋身馬蹄，肉角膴膴，文采焜耀，紅雲紫霧，趾不踐物，遊必擇土，舒舒徐徐，動循矩度。」沈度把牠誤認是神話中的麒麟，大為欣喜，說「聆其和鳴，音協鐘呂。」

長頸鹿的出現，使明朝君臣深信這是上天仁慈澤被，太平盛世的明證。藝術家沈度根據該獸畫了〈麒麟圖〉（譯按：現藏台北故宮），並在畫上寫下〈瑞應麒麟頌〉，描寫長頸鹿在宮中所受到的歡迎：「臣民聚觀，欣慶倍萬。臣聞聖人有至仁之德，通乎幽明，則麒麟出。斯皆皇帝陛下與天同德，恩澤廣被……故和氣融結，降生麒麟，以為國家萬萬年太平之徵。」

第五次遠航（一四一六至一四一九），鄭和載回多國的進貢使節，並在上一回帶回長頸鹿，贏得滿朝喝采之後，更進一步帶回多種珍禽異獸充實皇上的御獸園：獅、豹、駱駝、鴕鳥、斑馬、犀牛、羚羊、長頸鹿，還有一隻名叫騶虞的神秘動物。根據畫作，騶虞形似帶黑斑的白虎，而根據文獻對這種「仁獸」的描述，牠不踏生草，不食肉，只在至仁至誠的君主在位時出現。還有許多「異鳥」。據某銘文記載，「他們全都伸長脖子，神情愉悅盯著瞧，害怕受驚時則跺腳。」這不是在描寫那些鳥，而是在描寫看得入神的朝臣。在沈度眼中，的確是「瑞應之獸畢至。」

一四二一年，鄭和展開第六次遠航，以勘查非洲東岸為主要目標，途中走訪了摩加迪休、蒙巴薩、馬林迪、尚吉巴、達累斯薩拉姆、基盧瓦等地方。永樂帝於一四二四年去世後，朝中派系勢力有所變動，大概因為這點，鄭和於第六次遠航之後，停頓了一段時間，才展開第七次遠航（一四三一至一四三三）。但這大概是最遠的一次航行，據我所能取得的最可靠估計，這次共航行了兩萬三百公里，使鄭和先前走訪過的阿拉伯、非洲諸國再次與明朝往來。

嚴格來說，這些遠航並非探路之行。誠如我們已知的，早在這數百年前，中國商人就已熟悉串連亞洲沿海地帶並進入東非的印度洋貿易路線。十三世紀初，趙汝適的《諸蕃誌》，為前往東南亞、印度經商的商人，提供了一部實用指南。在鄭和的時代，無疑有機會藉由武力支持的創新行動來開闢新商機。該地區的貿易，利潤極高，商品包括香料、帶香味的硬木、值錢的藥材、珍奇的動物產品。中國人稱鄭和的船為「寶船」。但鄭和下西洋，主要動機不為通商。他從事的是宣揚國威的任務，要讓他所走訪的港口嘆服中國國力的強大，要帶回中國人所視為藩屬貢品的奇珍異物，讓本國臣民懾服於皇帝的威權遠播。鄭和下西洋的官方理由——不管是當時還是現在都少有人相信的理由——乃是搜捕據認藏匿海外的在逃前明皇帝。戰略考量顯然是因素之一。對於攸關中國貿易與安全的東南亞某些港口，鄭和主動干預了那些港口的政治。在鄭和下西洋之前不久，突厥領袖帖木兒已在中亞建立一個可能不利於中國的帝國：明朝有可能憂心帖木兒來犯，而派鄭和出海，沿著這新威脅的邊緣，尋找盟友，蒐集情報。不管這些遠航的動機為何，其影響之一乃是使中國人更深入了解鄭和所走的那些路線，並為那些路線編出實用地圖和航路指南。

鄭和是蒙古裔的穆斯林太監。他的出身背景，在支配中國政治活動的儒家士大夫看來，處處都顯得是個外人。一四○三年永樂帝指派他統領第一次下西洋重任，代表朝中四個相互奧援而利益與儒家價值觀相衝突的派系占了上風。首先，朝中有代表商人利益的遊說團體，他們希望動員海軍力量，作為中國商人在印度洋經商的後盾。再者，有支持帝國主義的遊說團體，和商人一樣希望重啟前朝所採取而為儒家士大夫所反對的帝國侵略計畫。士大夫認為，帝國若真要擴張，應該藉由以德服人的方式，也就是要以和平方式，吸引「蠻夷」自動投入帝國懷抱。然後，還有勢力一向強大的佛教遊說團體，希望政府資金用在非士大夫所能插手的計畫上，藉此讓懷疑或反對佛教的士大夫無機會控制政府經費，或許這遊說團體還意識到可在官方的帝國擴張大旗下乘勢傳播佛教信仰。

這些遠航的確顯示中國具有成為海上帝國的實力：中國造船廠的產量和生產力能滿足此一需求；中國有能力向遙遠異地派出所向無敵的遠征軍。鄭和與敵人的每次交手，均展現了中國的優越國力。第一次遠航時，他遭遇中國裔海盜頭子陳祖義的突擊。這時陳祖義已在蘇門答臘島室利佛逝帝國的舊都，自建盜匪政權。鄭和殺了他許多海盜手下，將陳祖義抓回中國處決。第三次遠航時，錫蘭的僧加羅人國王想誘捕鄭和，奪占船隊。中國軍隊驅散其部隊，攻占其都城，將其押到中國，扶植一有意奪取王位者接替其位。第四次遠征時，一蘇門答臘酋長不肯如鄭和所議獻貢，以交換中國的賞賜，結果遭鄭和擊敗、劫持，最後遭處死。鄭和的諸多政治干預中，從長遠來看，影響最大者，或許是其欲設立傀儡王國以控制麻六甲海峽之貿易一事。該海峽扼控中國與印度之間的海上往來咽喉，戰略地位重要。他選擇扶植盜匪頭子拜里迷蘇剌。遭其王國驅逐出境的拜里迷蘇剌，這時候已在馬來亞沿岸，今日名叫麻六甲那個地方的沼澤地，建立據點。一四○九年，鄭和賜代表王權的印璽和袍服給他。拜里迷蘇剌親赴中國京城獻貢，與明皇帝建立附屬關係；有了中國為靠山，他小小的據點變為富裕又繁榮的貿易中心。

鄭和對自身角色的認知，似乎既有帝國擴張的雄心，又有拓展商業與學術的和平抱負。他在一四三二年所立的碑文，一開始就以侵略主義的口吻說道：「皇明混一海宇，超三代而軼漢唐，際天極地，罔不臣妾。」那是誇大之詞，但接著他又以較平實的口吻說道，「其西域之西，迤北之北，固遠矣，而程途可計」，以示對商人和地理學家的尊敬。「全面考察此洋海岸」，乃是下西洋的成果之一。拜一六二一年複製為印刷品之賜，海圖得以存世。一如同一時期的歐洲海圖，它們其實是航路指南的圖表，而非按比例繪製的海圖。附註有羅盤方位的航行路線，說明了各大港之間的路線，並以形象方式呈現鄭和所記錄的航路指南——全採「用某某方位、經某某更時間」的方式來陳述。每個港口都根據北極星在海平面上的高度來標示緯度，至於北極星的高度，鄭和以「牽星板」來測定。牽星板是寬度不一的數個烏木製木條，觀測者持木條於距臉固定距離處，以補滿該星與海平面之間的空間。

如此曠古未有的大規模接觸，其結果是叫雙方同感震驚。以通事（翻譯官）身分隨鄭和下西洋的馬歡，將出訪所見所聞寫成《瀛涯勝覽》一書。他在此書的序中憶道，年輕時，「余昔觀《島夷誌》，載天時氣候之別，地理人物之異，慨然嘆曰：普天下何若是之不同耶！」

與太監鄭和出使西洋的經歷，使他「知《島夷誌》所著者不誣，而尤有大可奇怪者焉。」中國船帶著珍貴的中國商品抵達中東諸港，引起當地轟動。埃及王國某編年史家，就描述了中國船抵達亞丁外海和中國船隊欲前往最接近麥加的可下錨地點之消息傳來，岸上人民的興奮。

但中國的海上壯舉未能持續。放棄海上事業的原因，歷來多所爭辯。從許多方面來看，中國決策者決定不再從事這種遠赴異地、所費不貲的冒險，理該得到讚揚：凡是從事如此遠征且試圖將遙遠國家納入統治的強權，大部分都不免會後悔做了如此勞民傷財的事。誠如大家已知道的，儒家的價值觀把治理好國內視為政府的首要之務：「蠻夷」如果覺得接受中國統治對己有利，就會在覺得有利時自動歸順；以威脅或利誘降服，根本是白費資源。中國統治者走上鞏固陸上帝國而棄絕海上擴張之路，藉此確保了國脈的賡續不斷：過去五百年裡世上出現的海上帝國全已瓦解，但中國仍安然屹立。

明朝決定中止鄭和遠航的背景，至少有一部分清楚。科舉考試制度的確立，其他公職取才管道的漸漸斷絕，影響重大。學者和士人在中國統治體制裡所占的比重日益加大，而學者無興趣擴張，士人瞧不起從商。一四二○、三○年代，朝中情勢轉為士大夫占上風，支持鄭和的佛教徒、太監、穆斯林、商人則失勢。一四二四年洪熙帝（仁宗）接永樂帝之位後，其初期措施之一就是取消鄭和下一次遠航。他重新起用遭永樂帝罷斥的儒家官員，壓制其他派系的勢力。一四二九年，造船經費遭裁減到幾乎一毛不剩。士大夫極痛恨海外冒險和支持海外冒險的那些派系，因而把鄭和的檔案全銷毀，試圖將他從歷史抹除。此外，隨著蒙古勢力復強，中國的陸疆開始不穩。中國必須把心力移離海洋，轉而應付這新威脅。

這一轉折對世界史影響深遠。中國的海上擴張侷限於民間的自主移民和非法貿易，幾乎未得到明朝中央的鼓勵或保護。這並未擋住中國人的海外殖民或經商。相反的，中國仍是世上最強勁的貿易經濟體和最豐沛的海外僑民來源。十五世紀起，赴東南亞開疆拓土的華人，為他們所定居的每個地方的經濟付出重大貢獻；他們匯回家鄉的錢，大大充實了中國的財力。這一時期往來於中國諸港的船舶噸位，比起世界其他港口的船舶噸位加總起來，大概無分軒輊或者更有過之。但在此後整個明朝期間，明廷對海上擴張的敵視從未稍減——只有對靠近中國的島嶼例外——從而使中國未能像大西洋的沿海國家那般，建立幅員遼闊的全球性帝國。十五世紀時若要觀察世界大局者預測，在發現環繞世界的跨洋路線上和開啟遠洋帝國主義上，將由哪個民族獨占鰲頭，答案肯定會是中國人。但事實發展完全不是如此，開闢環球航道的重任，最終由遠較不被看好的歐洲探索者來完成。

當時，世界大局的走向，並非一四三三年中國一個決定所能完全左右。從大環境的諸多因素——有助於說明濱大西洋歐洲人為何在全球「空間競賽」中取得長期優勢的因素——來考量，中國揚棄海上帝國主義一事，可說是理之必然。這些因素可以歸類為部分是環境因素，部分是經濟因素。鄭和遠航的範圍，說明了環境因素的影響。亞洲沿海和東非海岸構成一個極遼闊的季風區，而誠如大家已了解的，這個季風區裡的長距離航行，倚賴風向的定期轉向。在季風區以外的風向固定地區，航海者會覺得陌生且格格不入；在南印度洋，或者出東南亞進入太平洋，航海者得逆風而行；或者，往其他方向的話，會面臨一路順風航行而大概無法返回的風險。此外，要航出印度洋並不容易。南緯約十度以南的印度洋，有一道暴風帶阻礙航行。繞過南非洲前往大西洋那條路線，得在今日名為夸祖魯—納塔爾的地區繞過背風岸，而在十六、十七世紀時，那地區是惡名昭彰的船舶墳場，冒險航入該區的船隻，易遭不測。那裡大概就是鄭和航海圖裡所指稱的哈濮兒（音譯）所在，根據地圖上的註記，因暴風雨猛烈，船隻到了那裡即折返。印度洋東側的亞洲沿海地區，則被有颱風肆虐的日本海域和廣大太平洋包圍。

航行印度洋者得有強烈誘因，才會航入如此危險的海域。經濟因素就在此發揮作用。印度洋是商業活動極發達而又極富裕的地區，因而該地的本土居民沒必要向印度洋以外地區尋找市場或供應商。來自北亞或中亞或歐洲或非洲內陸的商人抵達印度洋時，以供應方的身分出現（普遍因貧窮而遭輕視的一方），且發覺很難將自己家鄉的產品賣出。一般來講，他們要發達致富，只能從事既有貿易商品的船運或小販。

中國與更廣大世界脫鉤，並非肇因於科技低劣或好奇心不足。中國人若想駕船前往歐洲或美洲，絕非辦不到。事實上，中世紀期間，中國探索者很可能曾數次由東往西繞過好望角。有幅十三世紀中國地圖，以大略符合實際的輪廓畫出非洲。十四世紀中葉，有個威尼斯的地圖繪製師聲稱，在西南非海岸外看到一艘中國船，也或者可能是爪哇船。

但從事這類創舉毫無意義：它們所通往的地區，未生產中國人所需要的東西。中國人橫越太平洋到美洲的證據，再怎麼看都叫人懷疑，但若說他們曾有此壯舉，卻是絕對可能的事。不過，同樣的，從事這類跨太平洋的遠航或有計畫的跨洋接觸，仍是毫無意義之舉。太平洋彼岸未住有能讓中國人想與之通商的人。

這些制約因素，也適用於印度洋和東亞、東南亞的其他海上民族，它們在此的影響雖比較小，但仍足以左右他們的抉擇。阿拉伯人、斯瓦希里商人族群、波斯人、印度人、爪哇人、這地區其他島嶼民族、日本人，在各自的周遭海域，都有許多商業機會吸引他們全力投入，而使他們無暇分心於此外的世界。事實上，他們的問題反倒在於船舶噸數無法支應跨地區貿易的龐大需求。這也就說明了為何十六世紀時，他們最終還是普遍歡迎來自歐洲的闖入者。這些歐洲人暴躁好鬥、求索無度、野蠻無禮，且往往粗暴，但他們提升了印度洋的船舶噸數，進而促成這地區普遍更為富裕。因此，非常弔詭的，貧窮反倒成為歐洲人的助力。歐洲人在自己家鄉缺少經濟機會，迫使他們不得不往他地闖天下。此外，史上最波瀾壯闊的探索活動，發自邊陲的邊陲，因為歐洲是歐亞的邊緣，而歐亞的邊緣是伸入大海的伊比利半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