繼開徵能源稅，取消軍教免稅喊卡之後，接下來是房屋稅由單一稅率調整為五級分類的改革也叫停。媒體報導說這是「選舉年效應」，意思是統治者每當有大選舉的年分，就心理特別虛弱，這也怕那也怕，怕選票流失，於是就什麼也不做，甚至還猛發紅包對選民示好...
今天台灣的租稅正義和國家財政百孔千瘡，有許多都是過去的「選舉年效應」累積所致，而這齣戲碼還不會結束，百孔千瘡之局也就注定不知將伊於胡底！
「選舉年效應」使得有些人因此將責任推給「台灣選舉太多了」，其實民主之病從來就不在民主，而在於政治人物領導風格的自我扭曲。如果政治人物心中有核心價值的堅持，有雖千萬人吾往矣的膽識，有為自己辯護和說服群眾的能力，時機歹歹反而是建功立業的大好時機，如果性格庸懦而畏事，這種自我設限的結果，自然就只好隨波逐流。台灣對硬推健保改革的歐巴馬大力歌頌，即折射出了人們對台灣政治領導人的不滿，而美國的選舉並不比台灣少！
因此，民主選舉是個好東西，但民主選舉在某些時候的確會因負面因素匯集，而出現類似台灣「選舉年效應」這種壞結果，由台灣的經驗，就讓人想到英美所謂的「前柴契爾政治」了。
走過及聽過一九六○和七○年代的人都知道。這兩個十年乃是社會巨變的年代，有少數族群的民權運動、有社區自覺的社區運動；更有青年不滿運動和反越戰運動，這是個狂飆時代，政績其實不錯的美國詹森總統，都因內部的分歧，而於一九六八年三月三十一日發表演講，宣稱「在這個政治年，我決定不讓總統這個職位捲入黨派之爭，……因此，我不尋求，也不會接受下一個任期選舉提名」。連堂堂美國總統都被情勢逼迫得放棄連任，何況層次更低的三十郡市鎮級官員了！
在那兩個世代裡，英美父母官難為，難為多了就變得不為和不敢為。後來英美學者如沃特（FM. Wirt）、瓊斯（B. D. Jones）、比爾（S. Beer）等人還特別為此開創出了一個研究領域或可稱是一個學派，探討這種政治人物腳被嚇軟的現象，由於這些學者是要去解釋這種現象，當然也就多少有一點合理化這種現象的意味。
他們指出，當一個社會嚴重分歧，或政治人物沒有意願在各種競爭性的主張裡去抗拒任何一種。這時候，最機會主義但也自認最安全的行為模式遂告出現；他視現狀最為穩定，任何選擇都有變化而會產生風險，於是什麼都不做，不做多了就什麼都不敢做。這種政治有點像在玩輪盤賭，輪盤快轉時他不動，等到輪盤快停，結果差不多已清楚時才搶功勞般的下注。意思就是說當問題有爭論，他決不選可能得罪任何一方的邊，讓兩邊或多邊自行廝打，等到差不多有結果了，他才做出決定，這種行為模式很安全，代價也最低，但換個角度看，社會總體成本也最大：
——任何問題的發生到解決，由於缺少了領導者的角色，它內耗的時間可能最長；由於必須各種利益者自己打出個局面，它的成本也增加。
——由於領導者不領導，而要人民自己打出方向，這種方向自然雞零狗碎、相互矛盾，社會的整體性更加消失；由於看不到領導者角色，整個政府處於被動，於是「停停走走的政治」（stop and go politics）遂告出現，就國家職能而言，這也是一種「政治停滯」（political stagnation），或稱「政治癱瘓」。
——當政治人物畏於選邊和領導，政治人物讓人失望的速度也加速，也更加容易朝生暮死，快速代謝。
這種形態的社會及政治，學者們後來將它稱為「過多之主義」（hyperpluralism），也有學者將它歸為「民主超載」（overloading democracy），意思是說當一個社會的異質性大過民主架構所能承擔的程度，就會出現上述亂象。對於這個解釋，我倒不能同意。
而一九六○和七○兩個世代的亂象，最後還是解決了。解決者乃是英國的柴契爾和美國的雷根。柴契爾之所以被人稱為「鐵娘子」，乃是她保守，但卻有膽識而強硬，有極高含鐵量，這也是有些學者將她歸為「威權政治」的原因；而雷根也硬，硬得比較溫和柔軟。在整備秩序上，英美的工黨和民主黨是差了一點。
因此，台灣的「選舉年效應」並非獨一無二，外國早有了先例。由這些先例倒是提醒了人們，政治不能是短線的，只顧選票，只想討好選民的遊戲，只顧選票而不為不敢為，最後會讓選民受害，他們屆時就撤走選票。
至於討好選民的諂媚政治就更難了。討好選民最後經常反而是失去所有選民的歡心而被鄙棄。西方的古典民主，強調政治人物的領導性格，以及說服國民的能力，有這兩者，政治才會成為英雄事業，而不是平庸的討各種掌聲的表演事業。
過去二十年，台灣民主已有太多偏差，最大的偏差乃是選民已深知政黨及政客的虛弱性，任何事情只要糾集到一定數量的人群，就可以用選票來施壓，而施壓的結果大都可成，長久下來，政黨政客的心虛怕事早已成了他們的天性，每到選舉年，人民還沒開口，他們就會主動的有些喊卡、有些減稅凍漲。如此怕事討好的政府，難怪台灣今天會如此不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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