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與中國之間的距離，無論有沒有簽署任何協議，都會變得越來越拉近。即使台灣社會因為恐共或恐中而抗拒雙方的接觸，全球化的浪潮也會創造交流與互通的機會。在兩岸經濟合作協議簽署之前，國民黨不僅答應雙英辯論，也接受民進黨的公投建議。從辯論到公投，是否能夠使國內的緊張氣氛緩和下來，可能還猶待努力。台灣與中國的經濟往來，是不是純屬經濟層面的問題，當然是無需辯論。中國的統一策略從來沒有出現鬆動，而武力犯台的意圖也從來沒有鬆懈。經濟合作的問題可能有賴台灣朝野的智慧共同來面對。
兩岸經貿 涉及政治 令人不安
台灣社會有期待，當然還有更大的不安。馬英九總統的支持度似乎有上升跡象，但總的來看仍然還是偏低。如果兩岸經濟合作就像國民黨所說那麼樂觀，馬總統的民調就不應該持續低迷。其中最重要的因素，在於社會中瀰漫著一股不安的情緒。在討論經濟合作之餘，雙方都沒有涉及政治問題，而這正是台灣不安的重要根源。
台灣與中國的往來，自1980年代後期就日趨頻繁。大量的簡體字書籍源源不斷進口台灣。但是，在台灣出版的書籍卻受到中國方面的檢查與阻止。台灣可以閱讀馬克思、列寧、毛澤東，甚至宣揚中國民族主義的書籍也可以在台灣通行無阻，即使批判國民黨與汙名化台獨運動的政治書籍也是如入無人之境。相反的，台灣的書籍流通絕對不能在中國得到同等待遇。文化交流其實不是文化交流，而是中國權力支配台灣書籍的進口。
台灣的不安，是因為強烈感受到言論自由之受到傷害。劉曉波因「08憲章」而被判重刑，Google在中國的撤出，都在在對台灣釋出大國崛起時的強勢姿態。經濟合作如果無法使文化交流站在平等立場，則這樣的合作都永遠暗藏著潛在危機。
大國論述 肯定國家 揶揄台灣
最使人覺得不安的是，中國境內發展出來的大國論述，對於台灣民主帶有莫名的敵意。台灣民選出來的總統與各級民意代表，不僅沒有受到公開承認，台灣的民主生活方式也是遭到百般揶揄。在大國論述的建構過程中，凡屬西方民主模式都被學者貶抑。台灣如何在迂迴、艱辛的歷史中建立民主體制，則完全一筆勾消。
大國論述最令人駭異之處，便是反覆肯定國家能力，而國家能力的核心觀念正是以中國共產黨為主導。中國的崛起與現代化，完全是依照中國的能力與方式建造起來。在朝向崛起的目標之際，毛澤東的戰略主張是必須肯定，而且評價甚高。即使發生過災難的文化大革命，也是歷史必經的過程。所謂「新左派」的理論，都注入大國論述的洪流。資本主義的汙名化，民主生活的妖魔化，再度顯現於學界的日常言談。順著這樣的思維方式，台灣民主自然是罪孽深重的歷史產物。在奢談兩岸經濟合作的今天，大國論述所帶來的不安豈可輕易忽視？
（作者為政大台灣文學研究所所長）
【2010/04/22 聯合報】
我們的時代－中國維穩 須先維權
三月底北京法院，因為三聚氫胺毒奶粉導致孩子結石的父親趙連海，因成立毒奶粉受害家長的「結石寶寶之家」，而被政府控告「尋釁滋事罪」。兩周後的福建法庭，三網民因為幫女兒離奇死亡的老母親在網上申冤（母親懷疑女兒是被輪姦致死），分別以誹謗罪被判一年與兩年徒刑。本周，曾演出「航站情緣」真人版（中國不讓他入境，遣返回東京，但他不願入境日本，因此在東京機場住了三個月）的上海維權人士馮正虎被警察抄家帶走。而同時，二○○七年底被以顛覆國家政權罪逮捕判刑的維權人士胡佳，最近傳出疑似罹患肝癌，一群中國知識分子發起公民呼籲書希望讓他保外就醫，但尚未成功。
這是在中國維權行動的命運。這幾個例子是屬於個人，更多的維權行動是農民因為抗稅、土地被徵收，是工人因為被下崗、工資拖欠，是市民因為房屋拆遷或者環境汙染，而進行的群體性事件。過去十年，維權運動成為衝擊中國威權體制最重要的力量。維權事件以外，因為各種社會矛盾所造成的群體性事件，這幾年每年都將近有十萬件。
相對爭取公民權利和利益的維權行動，是政府的「維穩」行動：維護穩定。隨著地方抗爭激烈，近來中國中央與地方政府大量投入資金進行「維穩」。據官方資料顯示，公共安全財政支出去年增加十六％，今年的增幅又將近一成，實際金額高達五一四○億元人民幣，與國防開支差不多。
各地方政府都把維穩當做首要任務，增設「維穩辦」等機構，或者設立「維穩基金」。這些地方政府往往把民眾對利益損害的抗議，或者憲法保障的上訪行動，視為是一種反政府的敵我矛盾，所以最簡單的方式就是去鎮壓。
然而，北京清華大學一群學者發表一篇名為〈維穩新思維〉的報告，強調中國實際上已經陷入「維穩的怪圈」：各級政府將大量的人力物力財力用於維穩，但社會矛盾和社會衝突的數量非但沒減，反而不斷增加，在某種意義上已經陷入「越維穩越不穩」的惡性循環。
這是因為越是要強調社會穩定，部分基層政府就越不能接受民眾的利益表達。由於正當的利益要求不被接受，一些群體或個人就只能採取體制外的方式表達不滿，導致社會矛盾越加激烈，維穩只好被不斷強化。
他們認為，「新的穩定邏輯應該是：維護憲法所賦予的公民合法權利，有權利的保障才有相對的利益均衡，有利益的均衡才有社會的穩定。這是解決社會穩定問題的治本之道。就此意義而言，維權就是維穩。」
這當然是一個重要的結論。許多關於中國的研究早已表明，衝突事件的產生和擴大，是因為缺乏利益表達。如果只是一味以穩定為名阻止合法的利益表達，只會使社會更不穩定。當農民工不允許追討被拖欠的工資，當被拆遷戶不能就拆遷補償進行談判時，維穩工作事實上就成為維護既得利益的手段，因此民眾的不滿會強烈，手段會更激烈。的確，在過去兩年，越來越多拆遷戶以自焚來抗爭，群體性事件也越來越暴力，都說明了反抗的激進化。
研究維權運動的知名中國學者于建嶸在去年底就強調，現在的中國是一種「剛性穩定」，這種穩定不是制度與法律的穩定，而是政治權力的穩定，是用國家暴力和社會控制維持的穩定。這種穩定是不可能持久，可能會使中國走向動盪。
這份清華大學報告最後建議建立幾個機制來真正解決矛盾：資訊獲取、利益凝聚、意見表達、利益協商、群眾施加壓力等機制。然而，這些一言以蔽之，不就是一個民主體制的基本要素？民主不就是讓社會衝突得以制度化的解決？但這個民主當然不能只是選舉民主，而是要讓人民有充分的言論表達、集會結社自由，要讓弱勢者可以有組織罷工等權利。程序性的民主之外，同樣關鍵的是中國必須改變目前唯ＧＤＰ主義的發展模式，建立更公平正義的利益分配模式，才能化解巨大的社會矛盾。
唯有當胡佳們、趙連海們、馮正虎們可無懼並有效地為自己、為其他的弱勢者維護權益，中國才可能邁向真正健康的穩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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