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開啟後危機時代的過渡時期，全球經濟呈現復甦格局與退出政策的分化，步入復甦道路上複雜的一年。當前應當是適時完善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穩步擴大人民幣匯率浮動區間的重要時間窗口。
朝向管理的浮動匯率制
首先，世界核心貨幣的動盪趨勢，短期難以逆轉。此時，人民幣匯率被動波動的不確定加劇，過於緊密地聯繫美元或者歐元，將難以達到穩定匯率的目標。因此，在中國經濟開放程度不斷提高，匯率作為一個關鍵的經濟變量，應及時走向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
不同國家利率退出政策的巨大差異，已明顯限制中國利率工具的操作空間。抑制通貨膨脹預期、房地產泡沫和國際資本流入，往往需要利率與匯率雙工具的配合。在當前利率難以調整下，主動、漸進、可控地進行匯率調整的效果較為顯著，也有利於內需部門及經濟增長動力轉換。
在主權債務危機衝擊、全球「二次探底」擔憂上升下，人民幣面對的外部壓力減少，平穩擴大匯率波動趨勢所受到的市場衝擊會更小。
鑑於此，把握全球復甦格局分化為人民幣匯率改革提供的契機，選擇適當的時機，重新擴大人民幣匯率的波動區間，實現危機應對時期匯率政策的逐步正常化，將會是必須考慮的政策選擇。
新經濟增長的內在支柱
其次，2009年金融危機應對期間，消費一直是中國經濟增長的內在支柱，為實現經濟復甦貢獻了最重要的份額，從2009年5月分到目前已持續提高3.2%。最新數據5月分社會消費品零售額同比增長18.7%，持續近一年來的增長態勢。
消費的持續增長，一方面是因為收入提升對消費增長具有一定的刺激作用；另一方面是家電下鄉、汽車下鄉等危機應對的短期刺激政策仍發揮作用，但長期來看，這種刺激效應會不斷減弱，消費增長仍需要獲得更多的支撐。
從國際經驗看，人均GDP收入突破3000美元往往是消費升級的臨界點，而在人口紅利的後期是消費上升速度加快的時期，消費結構將隨城市化和工業化不斷升級，呈現高層次和多元化消費特徵。
最後，這10年來中國財政收入與國有企業收入的比重持續上升，勞動者工資收入在GDP占比卻一直下降。目前中國正在啟動的收入分配改革將更多在分配中向勞動者傾斜，也為擴大消費提供了支持。為適應消費的持續升級過程，未來政府支出方向將由投資主導轉向消費主導的方向，結構性稅收政策需不斷推進以適應轉變。
然而，勞動力成本上升可能會導致經濟陷入轉型失敗，但是從日本韓國等經濟轉型的經驗看，在勞動力成本開始平穩上升時，若能加快內部結構調整，提高傳統加工製造業的競爭力，往往會促使勞動生產率更快上升，從而支持企業競爭力的提高。
另外，從投資和結構轉型角度看，戰略性新興產業會成為一個新的經濟增長點。目前這些戰略性新興產業依然處於可持續商業模式的醞釀階段，其發展前景還需要冷靜觀察。
（作者為中國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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