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是經濟總量大國，金融小國，國際金融市場話語權、國際規則熟悉度、人民幣國際化程度都很有限。讓金融業也能發揮加工製造業在國際社會的影響力，是未來30年努力的方向。
在全球金融危機之前，已經有很多學者反思，美國雙赤字嚴重，日本、德國、中國卻有大量順差，國際經濟結構很不平衡，這種不平衡的平衡是如何維持的呢？恐怖平衡就是在這種情境下提出來的說法。
金融恐怖平衡的情境
分析經濟走勢和資產泡沫，往往在泡沫擴張階段，身在其中都會強調「這次不一樣」；當資產泡沫破滅後，我們卻看到每一次危機的內在邏輯基本都一樣。其實「金融恐怖平衡」是為了給這一輪危機之前的資產泡沫一個解釋。就是說，以當時中國和美國兩個國家來看，中國為代表的新興經濟體的大量貿易順差，和美國大量的赤字，都是難以實現的。
冷戰時期的恐怖平衡，是指美國和前蘇聯都擁有大量能實現「確保相互毀滅」的核武器，彼此形成雙向的威懾力。為避免同歸於盡，誰也不敢首先使用核武器，從而實現了長達數十年的戰略「核恐怖平衡」。
金融恐怖平衡提出來之後，現在看來也確實是恐怖的平衡。由於美國和中國等新興國家相互依賴，形成了一種雙向的威懾力和制衡力，雙方為了維護自己的利益都不會輕易改變，或者短期內難以改變。但美國金融監管的缺陷引發了危機。現在的動盪，是全球經濟尋求新平衡的過程。
在「恐怖平衡」的討論中，討論到所謂新布雷頓森林體系，就是指有的國家專門負責消費，有的國家專門負責生產。把美國的產業空洞化描繪成大量的產業轉移，由美國專門作有比較優勢的金融業，讓全球資金集中美國做投資和運作。但這種大風吹遊戲只要鑼聲一停，就會產生危機。
建立本土的金融市場
站在中國的角度，我們應該建立一個發達的金融體系與本土的金融市場。金融恐怖平衡的邏輯是說，中國的金融體系不發達，所以我們的儲蓄要拿到美國作配置，我們買美國國債，通過資金流動變成美國的企業資金回到中國投資生產。我們何必如此？金融是在儲蓄和需求間做匹配，由於中國的金融業不發達，部分儲蓄不能很好的利用，只有流出了。
宏觀而言，儲蓄減投資等於經常項目的順差，我們有大量的順差，就是因為儲蓄率很高，金融體系又不能有效吸收儲蓄。美國金融危機讓我們看到建立發達金融市場的必要。
我們一定要建立中國本土的、系統的、完善的、多層次的金融市場，讓中國的儲蓄有地方投資，我們的房地產泡沫其實也是因為投資標的不夠。老百姓有了儲蓄，可投資金融產品太少。
找尋經濟增長的空間
目前為止，美國依然占據金融霸權，美元依然是主導性的國際貨幣，其大幅波動成為國際金融市場動盪的根源。美國一位財長曾說：美元是我們的貨幣，是你們的問題。從全球利益格局來看，這是開發中經濟體通過外匯儲備向美國輸送利益。輸送利益潛台詞無非是指，美國和美元如果維持國際金融體系穩定，開發中經濟體輸送利益也就罷了，但現在開發中經濟體通過持有美元輸送了利益，美國自己卻把這個體系弄得大幅動盪。
所以，中國需要找到自身增長的空間。我們前30年靠外部需求帶動增長，現在要靠自己帶動增長，獲得增長的主動權。在出口主導時期，需求掌握在歐美消費者手裡，我們只能指望他們多消費一件襯衣。如果我們能激發中國老百姓自己的需求，提高老百姓消費力，提高城市化水準，企業為了中國消費者的需求生產，主動權就會掌握在自己的手裡。
城市化帶動GDP的增長
評估過去30年，工業化過程中，城市化也是快速推進的。深圳和東莞就是典型的案例，出口帶動加工製造，加工製造帶動了投資，投資帶動廠房建設和生活品，生活品帶動需求，需求又帶動物流和商務。這其實只是城市化被動跟隨工業化，甚至因為戶籍制度使得城市化慢於工業化，現在我們有條件使其較速，或是與工業化相匹配的速度推進。
我們算一個簡單的賬，假定一個人完成從農村向城市遷移，基本的基礎設施配置帶動的投資需求至少要10萬人民幣，如果我們13億人，每年城市化上升一個百分點，就可以帶動兩三個點的GDP增長，我們何必指望歐美消費者帶動增長呢。
改革開放初期，我們資源缺乏，消費能力很低，只有大量缺乏現代生產技術的廉價勞動力需要就業機會，只能通過加工來培養工人、學習企業經營技術。我們現在很多有國際競爭力的汽車、冰箱、彩電，都是這樣學習過來的。
擴展內需的內外壓力
從國際來看，開發中國家人均GDP和發達國家差距懸殊時，後發效應和學習效應很明顯，當到達發達國家GDP百分之60或70時，後發優勢就非常小了，就一定要發揮自己的優勢進行創新，擴展內需。
我們強調擴大內需已經很久了，但當時西方國家正處於泡沫經濟形成期，外需需求旺盛，企業很難有足夠的危機感意識到內需市場的重要，很多政策並沒有得到很好的實施，這次危機已形成中國擴大內需的外在壓力。
以前出口順利，實行擴大內需是很麻煩的。2008年底，有關部門曾針對廣交會廠商進行調研，當時廠商手裡雖然沒有訂單，但從沒有想到內需市場。因為擴大內需表示要自己建立行銷管道，建立品牌，進行技術創新，這些是很大的挑戰。
如果我們的生產永遠停在簡單加工的環節上，利潤不可能提高，汙染和能耗等卻留下來，低價出口之後，外匯儲備又去買他國國債，這種迴圈必須打破。
我們說儲蓄率很高，其實並不是居民的儲蓄率高，主要體現在政府和企業的儲蓄率高。我們現在要做的是，把政府和企業的儲蓄率降下來，用到居民身上，我們的居民並不是不願意消費，而是因為社會保障不完善、收入水準不夠高、消費能力不足所導致的。
（作者為中國社科院金融研究所研究員）
編按本文為作者授權本報摘錄自大陸網站??價值中國網的採訪原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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