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三（八月四日）清晨手機響起，中央社華府分社劉坤原主任告知，我國前駐荷蘭代表施克敏頭一天晚上外出散步時，因心臟病突發在加州聖地牙哥猝然逝世，這消息真是青天霹靂，叫人無法接受，可是一位四十餘年的老友，就這樣在剎那間走了，空留給我無限的迷茫與悲痛。
這是過去八個月來台灣新聞界再一次喪失一位資深望重的元老級人物，去年十二月底前《中央日報》駐美特派員王嗣佑因肺癌與世長辭，他們二人都身體素健，平時注重飲食和運動，而居然都年未滿八十即撒手人寰，思之如魏文帝曹丕所言：「既痛逝者，行自念也」。
施克敏生前喜以共黨術語「戰友」稱我，這是上世紀六○年代晚期江南（本名劉宜良，一九八四年遭國防部軍情局派人殺害）給我倆的封號，那時大陸文革正盛，毛（澤東）林（彪）是親密戰友（close comrade-in-arms），因施克敏和我同在新聞陣線上工作，且不時並肩採訪，照中共的標準，是名副其實的親密戰友，因此江南戲謔的給我倆加了這個稱號，並以中央政治局委員自居。每當我們三人見面時，就以戰友互稱。
六○年代的台灣經濟雖已起飛，仍處於貧困期，外匯管制，媒體有財力派記者長駐華府的只有官方的中央社，施克敏是民營報紙《聯合報》派到華府的第一人，但因待遇太低，不得不兼差，所以並非全職的記者，因此我們有時間經常見面，聚會多在江南府上，Helen（崔蓉芝，江南夫人）燒得一手好菜，我們在指點江山、臧否人物（因沒有台灣的政治禁忌，故能放言高論）之餘，常能大快朵頤一番，是段愉快和難忘的日子。
一九七七年我轉入《中國時報》工作後，在新聞上和施克敏成了對手（rivals），我們之間的競爭 （competition）是有的，但從未影響到彼此間的友誼，一九九三年克敏兄返台從政後，更是沒有所謂rivalry的問題了。反而他從外交界退休後，偶爾看到我寫的東西，還會打電話來稱讚幾句，可以說我們的君子之交，數十年如一日。他最喜歡講的是我們都成長於美國，言下之意我們已經成為American products（美國的產物），對此，我並不全然同意，因為他到美國時已三十二歲，我來美時亦已二十八歲，已經定型，不太可能再成長了，可是我從未反駁過他，每逢他這樣說時，我只是靜靜的聽，聽他那帶著些許驕傲的語氣。
克敏是非常熱愛美國的，他常愛以美國的標準去和台灣及其他地方相比，只是近年外來的移民越來越多，尤其是非法移民，以致美國的品質下降，讓他感到失望和憂心。熱愛美國之餘，他也有極為強烈的中國情懷，儘管他生長在台灣，是道地的彰化鹿港人。多年前，他和我一起去採訪國會山莊上的一個與中國有關的研討會，講員有大名鼎鼎的哈佛教授賴世和（Edwin Reischauer，甘迺迪和詹森政府的美駐日大使）和孔傑榮 （Jerome Cohen, 本報專欄作者）等人，參議員則有麥高文（Sen. George McGovern）和賈維茨（Sen. Jacob Javits），這些人都是有名的自由派，會中大肆批評蔣介石和其獨裁的政府。孔傑榮尖刻的挖苦說，蔣介石管台灣叫自由中國，實在是個「很糟糕的笑話 」（a very bad joke），賴世和指出台灣人不承認他們是中國人，想要獨立，這在當時是極其敏感的話題。會後，施克敏走到賴的面前，自我介紹是台灣人，並鄭重的告訴賴世和，從不曾懷疑自己也是中國人，這使賴感到意外也頗尷尬，只好悻悻然離去。
當面駁斥一位望重士林的學閥，是需要很大勇氣的，從這段四十年前的往事，我看到克敏的道德勇氣和強烈的中國認同，而且是至死不渝。克敏也是一位永遠追求完美和真理的人，他擇善固執的性格在友朋之間是出了名的，往往為了一點小事或一個小問題會和人爭得面紅耳赤，非要弄個水落石出方休。他是只服膺證據的，在事實與真理面前才會低頭。
中國文人通常只用腦不動手，但克敏是手腦並用的，這一點為儕輩所不及並稱羨，像汽車換機油和一般保養，他都是自己動手的。也許他太能幹了，致招天妒，上帝提前把他召去，讓我失去一位畢生的良朋和戰友，今後我只能孤獨的踽踽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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