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國英雄與創業豪傑，由於他們的生命與事業結合為一體，他們的創業僚屬也自然而然的榮辱與共。所有的人當然每天都上班下班，但他們所做的事卻遠遠多過上班下班不知多少倍，他們像家庭成員般盡忠，對團體的成敗隨時都保持警覺和警戒。有這種精神的國家和企業，等於是個生命狀態良好的有機體，它不太會出意外，縱使發生不可抗力的事故，其傷害也會自動的被調控到最低點。
但時間久了，開創者及第一代僚屬相繼走入歷史，這時情況也跟著改變：
一、無論國家或企業，它當然還是有老大老二之流的分官設職，但這些人所佔的就只是個「位子」而已，沒有任何比「位子」更多的意義。
二、它們在整個體制上，愈來愈「官僚層級化」和「例行化」，認為只要每個人好好上班，一切就沒問題。事實上，人們都知道體制裡有太多超過體制的事務，必須靠人的熱情與熱情認同產生的視野與警覺心來補充，當缺少了這些，它就等於是「平庸化」。
最近，「後王永慶時代」的台塑集團事故頻仍，先有雲林的六輕大火，接著又有南亞嘉義太保嘉二廠大火。工廠事故的頻傳，已顯示出「後王永慶時代」的台塑集團已少了當年最寶貴的「認同」這個資產。二○○一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艾克諾夫（George A. Akerlof）及杜克大學教授瑞秋．克蘭登（Rachel E. Kranton）在新創的「認同經濟學」（Identity Economics）這個領域指出，認同雖是心理現象，但它同時也是足以左右公司成敗的規範，認同的效用其實是很大並關鍵的。
由「後王永慶時代」台塑的平庸化，以及當今政治的平庸化，我就想到開放大師卡爾波帕（Karl Popper）的名言。他指出世上沒有永遠有效的制度，只有人們自身不息的警惕才是唯一的依靠；制度有如一座堡壘要塞，但把它建得很牢固並不一定有用，還得靠後人不斷的努力。而他所說的努力，其實就是由認同而產生的警覺與警戒。這包括制度的創新，以及規範的重建。
而談到這個問題，就讓人想到美國的「警戒」（Vigilation）這個傳統。「警戒」這個字，它的起源乃是十八世紀的美國新邊疆各州，根據前代哈佛教授布朗（Richard M. Brown）所說：
一、美國的「警戒傳統」起源於十八世紀新邊疆各州，這些地區治安執法能力不足，於是盜匪盛行。各地的移民士紳為了保家保鄉，遂出錢出力自組諸如「民兵團」、「保鄉團」之類的半武力組織來與盜匪集團相抗衡。這種民間「自組織」的傳統一直延續，已成了美國社會的優良傳統。它在過去當然產生了一些副作用，如私利、武鬥等；但歷經好多代的演變，它已變成了一種以「認同」為動力的「社會自我防衛」機制。一九六○年代美國騷亂不已，這種組織遂以「巡夜團」面目出現；「九一一」時，紐約人心慌亂，也靠這種組織來動員善後及安定人心。因而，學者遂認為美國是世界少見的「警戒型國家」。
二、學者也普遍認為，正是因為早期的「警戒」傳統，它對美國的「社會形成」也產生了主導作用，一個主要以關心公共利益的地方士紳階級為核心的社會結構因而形成，而認同無疑的乃是主要動力。
在此不嫌辭費的由政治及公司的開創者，再談到這些人物過世後所造成的平庸化及災害事故不斷，它顯露的乃是認同及因此產生自動警戒心的重要。一個公司當員工不認為自己是外人，他們就拚了命的不會讓公司做出有損公共利益的丟險之事；當一個政府官吏們有認同，他們不必別人講，就自動的會苦民所苦，並會做出幫老百姓的處境改善。認同是有心或沒有心的關鍵。今天的台灣無論政治或企業，都已開創型的人物老成凋謝，平庸當道，如何透過認同的重建而找回以前那種兢兢業業、警戒與警覺精神，或許正是政商各界的嚴肅課題！（作者為文化評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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