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籟論辨月刊 2009/10/13 |
| 一百年前，日本人飄洋過海，前往巴西尋找新天地。一百年後，他們的子孫回到日本追逐櫻花夢。然而這次卻因為經濟蕭條與文化衝擊，讓櫻花樹下的森巴顯得格外憂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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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吳思薇】
一百年前，日本人飄洋過海，前往巴西尋找新天地。一百年後，他們的子孫回到日本追逐櫻花夢。然而這次卻因為經濟蕭條與文化衝擊，讓櫻花樹下的森巴顯得格外憂鬱。 變調的森巴：異文化的衝擊與衝突 現在日本的日裔巴西人約有三十萬人，其居住地多集中在大型工廠的附近，例如群馬縣的太田市與愛知縣的豐田市。之前提到的保見團地，便是因豐田車廠而興起的著名巴西人社區。不過打從他們定居此地開始，便跟日本居民在諸多問題上產生摩擦。日本大部分的社區都有制定生活公約，詳細列舉各種規定要求居民遵守。然而日裔巴西人一來不諳日語，二來生活習慣也與日本大不相同，以致無法適應這些嚴格的生活公約。 文化與生活間的各種衝擊在日積月累之下，終於引爆雙方間的衝突。1999年5月底的某個晚上，一群暴走族和右翼分子與日裔巴西人彼此看不順眼，竟然演變為集體鬥毆，並發展成小規模的暴動，一度引來警方高度關切。 從歧視走向溝通 為此，不堪其擾的愛知縣政府在2000年後開始限制公共住宅的分配，藉以抑制外籍居民的數量。到了2008年，縣政府決定提供七十戶縣營住宅給失業的派遣員工，但保見團地的380間空屋則不予開放。 此舉引來當地巴西人一片撻伐之聲，認為政府作法罔顧他們的經濟困境，根本就是形同歧視。然而對當地日本居民而言，這個決定毋寧讓他們鬆了一口氣。其中一位自治區長便指出：「無法適應日本生活習慣的日裔大有人在，這是事實……只要能遵守生活公約，我們沒有反對入住的理由。」 然而，如果日本人只是一味要求日裔巴西人遵守生活公約，卻不去仔細思考應該如何促進雙方的溝通，這種行為確實無異於歧視。因此後來團地內逐漸出現日葡雙語的公告，垃圾袋也印上雙語的說明，試圖透過語言上的貼心設計來消除誤會與偏見。此外隨著巴西人口的增加，團地內也建立了巴西人的自治組織，並開設巴西商店與市場，一解異地遊子的鄉愁。雖然改善幅度有限，畢竟是一個好的開始。 |
(淺草森巴嘉年華會中，日裔巴西人和其他日本人一起勁歌熱舞，排遣平日累積的鬱悶。然而曲終人散後，如此平和歡樂的景象能否延續下去，就要靠這兩個族群自身的努力了。
（攝影／Mori Phoenix）)
希望之星的啟示：日語教育
經濟困頓和生活上的歧視都讓日裔巴西人感到洩氣，但更令他們擔憂的是下一代的成長。許多巴西人深刻地體認到，若要選擇在日本過下去，「語言」是最重要的關鍵。這也就是箱崎卡琳得以脫穎而出、被日本經濟新聞封為「團地希望之星」的原因。
卡琳十歲時從巴西來到日本，一句日語也不會說。本來她可以去念日本的巴西學校，但一來因為管理鬆散、費用昂貴，二來卡琳的父母認為，「既然住在日本，那還是選擇日本學校比較好。」便把她送往普通的公立小學就讀。
雖然求學過程十分艱辛，卡琳還是咬緊牙根努力學習日語；所幸等到一年後搬到保見團地定居時，她的日語已經達到足以溝通的水準，甚至不用再到當地特設的日語教室補習。努力的結果終於使她成功考上當地的名古屋商科大學。
卡琳的成功經驗再次提醒日裔巴西族群：要脫離目前的經濟困境並融入日本社會，絕對不能輕忽下一代的日語教育。
我是哪裡人：日裔巴西人的認同問題
隨著日裔巴西人留在日本的時間越來越長，許多人選擇在當地定居成家，徹底推翻以往對「出外工作」一詞的定義：單身者或一家之主遠赴異國工作，將所得寄回母國的家庭——昔日的「打工」，成了今日的「移民」。此舉導致學齡兒童的數量大增，也帶來許多教育上的問題。除了語言以外，最值得關切的便是下一代的身分認同。在強調「國際化」的今日，兼具日本與巴西雙重身分固然看似一種優勢，但實際上在外人眼光與文化差異的摩擦下生活並不好受。
舉例來說，父母自幼在巴西長大，多半以巴西人自居；但孩子本人卻在日本出生成長，觸目所及皆屬日本的文化與生活，自然覺得自己與日本人無異。然而這樣的孩童在一般日本人的眼裡，仍然會被歸類為「巴西人」、「『出外工作者』的孩子」，雖然他們可能早已和上一代產生極大的代溝。這種既非日本人也非巴西人的處境，猶如《伊索寓言》中那隻蝙蝠的窘況，是目前日裔巴西人另一項有待克服的困境。
日裔巴西人在1990年代後的返鄉史固然充滿挫敗的經驗，然而這也讓他們得以重新認識日本，並認真看待自己的認同問題。如果他們決心留在日本發展，那麼如何在融入當地環境與保有自我兩點之間維持平衡，將是日裔巴西人未來的重要課題。
雖然眼前有重重險阻，但在揮汗披荊斬棘之時，櫻花樹間彷彿露出了曙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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