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星期天，兩位黨主席在螢光幕上公開辯論。輸贏在事後各有說法，但整體而言，辯論自始至終，少見撒狗血的口號，也沒有傷口上撒鹽的人身攻擊。
黨主席以邏輯互詰的同時，更深層看，這場辯論的成就之一，就是語言的精準與克制。「有的事情（即使）為了救國家也不能做—There are things that a man not to do（even）to save a nation.」，這是愛爾蘭詩人葉慈（W. B. Yeats）一再重述的話，原文出自代表理想主義的愛爾蘭政治家歐李瑞（John O'Leary），意思是就算意圖上正當無比，做法上若不適宜，也不能做。什麼屬於這類不能做的事情，歐李瑞舉的例子是「在公眾前哭泣」（To cry in public）。所謂「在公眾前哭泣」，意思是以誇張的感性的方式贏取眾人的好感。
一旦做了，就是浮士德的選擇：把自己的靈魂出賣給魔鬼。在台灣，一頁民主政治史，除了林義雄等少數的「人格者」，太多的政治人物都曾經在此一試煉中做過魔鬼交易。
這一回，蔡主席的用語逆反於民進黨的辛辣風格。譬如在辯論中提及ＥＣＦＡ對社會公平造成衝擊，蔡主席選擇用拗口的「財富重分配」而不用淺顯易懂的「貧富差距」，她也避免更煽動性的「富者愈富、貧者愈貧」。像這類話題她原本可以一路渲染，直到挑起中下階層的切身感受，然而，蔡英文主席寧可劍不出鞘，也不走民粹的老路。
近期內，民進黨對蔡主席的辯論方式傳出了雜音，對這一陣的溫和路線也還可能有各種反覆，若跳開一時的政治面，辯論的意義更在於，語言純粹用來說理，兩位黨主席給了可喜的範例。
語言的精準與理性，整體而言，反映著台灣社會的文明基礎。惟當語言足以承擔起思惟邏輯，理性交織於感性中，藉助這樣的語言，才可能把台灣的冤錯化為甜美。另一方面，語言習慣更代表無形的區隔：一樣說國語，一樣使用中文，我們台灣人用語言來說理的程度，大大有別於中國大陸。
語言的使用上，大陸從未真正走出文革的陰影，時至今日，又裹上做大做強的集體論述，總帶著（不必要的）誇張與急迫。包括憤青在網上的愛國言論、也包括他們國歌的「每個人被迫發出最後的吼聲」，甚至包括回歸後的香港，近年也傳染到這種亢奮的語言方式，譬如說，中資公司在香港上市，中環的現代建築拉了紅布條，用詞常是「熱烈慶祝」。好像「慶祝」還不夠，要加上「熱烈」才傳達出情緒的強度。
用平實的字眼就足以愈辯愈明的語言環境，反映著台灣社會的人文性，其實，它也直接消解我們台灣人的核心憂懼：那就是擔心與對岸沒有足夠的區隔，因之在未來，台灣會被稀釋被吞沒。其實，這份憂懼也是繚繞在整場辯論會裡而無從明說的潛台詞！正如同修昔底德（Thucydides）在「伯羅奔尼撒戰爭史」寫著，古希臘城邦間的硝煙，皆起源於面對大國崛起的憂懼。
今天我們台灣，處在「崛起」的周邊，這種憂懼當然極為真實！但解藥絕不止於提供經濟利益的ＥＣＦＡ，可倚仗地更是台灣社會的人文性，其中語言所負載的精密思惟，才是我們自信心的真正源頭。
（作者為作家）
【2010/04/30 聯合報】
我見我思－雙英其實有共識
一個政黨激烈對決的國家，黨派之間是否可能共處？民主是否還有可能？哲學家德沃金二○○五年在普林斯頓大學的一場講座中提出，如果能透過「真正的論辯」，對立的兩方還是可找到相處之道。
有趣的是，雙英辯論ＥＣＦＡ之後，德沃金的提問和解答，似乎可以給我們一點啟發。
美國二○○四年總統大選，俗稱紅藍的共和黨、民主黨兩大陣營，經歷了嚴重的價值對決。共和黨批民主黨勝選將是賓拉登的勝利；民主黨批共和黨的支持者愚昧無知。德沃金認為，政黨間文化衝突造成最嚴重的後果，就是在美國的政治討論中，缺乏真正的爭論（argument）。
德沃金認為，政治爭論或論辯之所以可能，必須建立在平等關懷及自由兩個價值上，如此才能在面對墮胎、宗教甚至課稅等具體爭議時，不是兩種截然不同的世界觀對決，而是將對手視為夥伴，大家找出最符合平等、自由兩項價值的方案。
從這個角度來看雙英辯論，某個程度是符合「真正的爭論」。雙英之前辯不起來，除了馬英九民調低之外，綠營長期視馬為「非我族類」有關。辯論當場，馬英九抱怨綠營長期用恐懼訴求抹黑他；蔡英文相當不以為然，認為馬英九的指控「有失總統格局」。確實，蔡英文個人的政治風格相當節制，但是如果馬英九或藍營一談兩岸政策，就被視為是「中國同路人」，依照德沃金的平等關懷原則，這樣的敵對雙方是不可能對話的。
雙英當天辯論的可貴之處，就是在平等關懷的原則下，共同討論台灣的未來。馬英九以ＥＣＦＡ為台灣找出路，蔡英文提出隱憂，但顯然雙方都不反對，中國如果在和台灣簽ＥＣＦＡ的同時，不阻擾台灣和其他非邦交國簽訂ＦＴＡ，即使對民進黨也算是次佳方案。
這樣一來，朝野兩黨與中國都進入ＥＣＦＡ的多邊賽局，如果北京不能明言承諾不抯撓台灣與他國簽ＦＴＡ，我們不妨給執政黨有利的解釋（give them the benefit of the doubt），暫時相信馬英九的決心；但是民進黨就如蔡英文所說的，保留執政後公投決定的選項。朝野政黨也許可以在這樣的合作默契下，找出對台灣最有利的方案。
但是，就如德沃金看美國政治，他相當憂慮，政治體系或政治氣氛是否能容許真正的辯論，台灣似乎就面臨這個問題。雙英辯之後，立法院很恰巧的為了陸生來台又打了一架；綠營內更因辯論輸贏隱然掀起一股內部路線鬥爭；國民黨則得意忘形，並未正視全球化加速可能帶來的貧富差距惡化問題。
台灣政壇好幾年才會出現一次這樣「真正的論辯」，可惜只是靈光乍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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