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碧琴司の →ße

金融海嘯餘威猶存，世人又擔心二次衰退何時再祟厲人間；因而每有一個經濟風暴發生，就立被視為全球經濟可能又將沉淪的指標，最近的事件就是希臘債信危機。但希臘並不是唯一的指標，跟她綁在一起的就有葡萄牙、愛爾蘭、義大利、西班牙等被謔稱為歐豬（ＰＩＩＧＳ）的五個歐盟的成員國。如果這五國都如火燒連環船一般一個牽著一個陷入泥淖，則不僅全球第一大經濟區塊會發生危機，全球經濟都難免池魚之殃。

然而，事實上不論希臘還是歐豬五國，絕不是全球經濟情況最糟、政府負債最重的國家。現在掛名全球第二或第三的經濟大國日本，不僅國債累積已近其ＧＤＰ的兩倍，而且二十年來深陷停滯之中，迄今難以自拔。然而日本無人杞憂，希臘或歐豬五國則惶惶不可終日，豈非怪事？

其實毫不足怪。日本儘管經濟停滯不前，政府負債累累，但日本政府儘可以舉更多的債從事各種擴張性的支出以刺激經濟景氣，或極力壓低匯率以改善出口情況，即使對經濟成長率貢獻不大，起碼可以苟延殘喘。但希臘等國則不然；自從加入歐盟、接受統一的歐元，即失去經濟政策的重要自主性。由於須服膺歐盟嚴格的國家財政規定，這些國家即使面對金融海嘯如此巨變，也不敢輕易舉債以刺激景氣、擴張需求，在統一的貨幣之下，不論貿易情況何其惡劣，也毫無單獨貶值的可能；甚至還要配合強國的腳步，逆勢升值。即使如此，其國家財政卻仍不斷惡化；因為經濟巨變本來就會降低稅收、提高福利支出，情況愈險惡，惡化也愈嚴重。

最悲慘的是，在如此惡劣的情況下，為了滿足歐盟嚴格政要求，這些國家還被迫減薪、減少政府支出、增稅以改善財務狀況。但這些手段正是最激烈的緊縮政策，只會使失業升高、就業機會減少、國內需求萎縮；進而政府的福利支出又被迫增加、稅收自動縮減，財務狀況反而更加惡化，形成一個無休無止的惡性循環。

這個無止境的惡性循環，倘若對治無方，可能造成兩個結果：其一是拖垮希臘、拖垮歐豬五國，甚至連歐盟都元氣大傷。其二是歐盟在大規模輸血之後，發現窟窿愈補愈大，終於放手讓希臘或其他情況危急的國家退出單一貨幣，如英國一樣，仍保留其歐盟成員的身份，讓它們可重獲貨幣升貶值的自由；乃至進一步，壯士斷腕，讓它們完全脫離歐盟，跟日本一樣，自行設法盡力施救瀕臨滅頂的經濟。

一旦重獲自由，這些國家儘可透過自由貿易協定之類的機制，繼續保持與歐盟及其他國家之間的經貿優惠條件；如果全民一心，政府的政策又妥善，則達到與日本一樣的狀態或非難事，甚至還有可能振衰起敝，再現新機。

這一場本來或不致發生的災難，其源頭正是十年前歐盟魯莽地要求各成員國統一貨幣，卻未能達成政治上的統合，鑄下今天這個火燒連環船的大錯。等到災難過去，即使有若干會員國退出，歐元應該還會持續，等待下一個猝不及防的巨變的考驗。但其他經濟區塊可能會以此為殷鑑，在政治統合之前不敢輕言建立統一貨幣。

除此以外，我們也可指出，今天全球各國普遍出現嚴重財政赤字、沉重國家債務，另有一個罪魁禍首。包括希臘在內，當金融海嘯驟然來襲，在若干極有影響力的凱因斯學派信徒的全力鼓吹、厲聲恫嚇之下，全球的政府都迫不及待地舉債救市，期望透過巨額的赤字支出，搶救經濟不致崩潰。今天事實證明，這樣的主張可謂藥不對症；因為公共建設的前置作業期極長，短則三、五年，長可達七、八年；用這樣的遠水救不了近火，卻留下難以收拾的財政爛攤子。這樣的覆轍，千萬別重蹈。

由希臘債務危機引爆的全球金融動盪周一出現轉機，歐盟27國財長宣布建立一項總額7,500億歐元（約9,550億美元）的穩定機制，為歐元區高負債國家構築「防洪堤」；歐洲中央銀行則暫拋獨立性顧忌，決定從次級市場購買成員國公債，並恢復金融海嘯期間一系列非常規措施，向市場注資；同時，包含美國聯準會（Fed）在內的全球主要央行亦與歐洲重啟換匯協議，以提供美元表達支持。三劑猛藥齊下，立收奇效，全球金融市場以強力彈升回應；然歐債問題牽連複雜，危機或已緩解，但未根除，其強大的後座力更不容小覷。

歐債危機這一幕，與2008年9月雷曼兄弟轟然倒下的情景何其類似；儘管引爆事件的主角不同，一為國家，一為企業，但其衝擊、政府決策態度及政策選項卻如出一轍：同樣都引發金融市場「獸群攻擊」的連鎖反應，同樣是在救與不救之間猶豫不決，同樣是以非常規的財政、貨幣政策撒錢救市，市場也同樣立即報以掌（漲）聲，並逐漸恢復金融秩序。那麼，循著這樣的軌跡，也就不難預見，歐債危機緩解之後的調整，會對台灣、亞洲甚至全球帶來那些經濟影響。

首先，還是回到希臘危機的起源。表面上，希臘是被沉重的短期債務及龐大的財政赤字壓垮；但希臘會落至此一境地，還是因為加入歐元區後，失去運用利率、匯率雙率政策以因應自身經濟需要的彈性，轉而在不需一體化的財政面放縱。這是歐元區德、法之外的經濟弱勢國家的共同難題，也是希臘危機終將傳染的根源所在。因此，歐盟設立近兆美元的穩定機制，或能防止區內高負債國家遭到攻擊，為財政整頓爭取時間，但若區內成員的強弱經濟結構無法拉近，例如德國創造更多需求、希臘賣出更多商品，危機仍可能一再復發。

再者，這樣的結構調整，也可能掐熄初見復甦之苗的歐洲經濟，甚至陷入更深的衰退，進而牽動高度依賴對歐出口的亞洲經濟表現。以中國大陸為例，去年對歐盟出口占其總出口額的比率達19.7%，因而歐洲經濟若不幸發生二次衰退，或需求因結構調整而內化，大陸必受衝擊；至於台灣，近年直接對歐洲出口比重雖僅略高於一成，但經大陸轉往歐洲的份額不低，因而也會間接受到影響。

實體經濟的調整效應外，亞洲還須嚴防全球資金再次重分配的資產泡沫風險。在希臘危機惡化前，亞洲（尤其是中國大陸）已出現經濟成長過快、國際熱錢湧入、房市資產價格飆漲、通貨膨脹蠢動的警訊，亞洲央行正為貨幣政策的退場如何不傷及復甦幼苗而苦思良策；如今，歐洲的積極救市方案勢必再度打亂亞洲政策制定者布局，因為歐美極度寬鬆的貨幣政策已讓亞洲為熱錢所苦，歐盟新方案形同宣布現行寬鬆貨幣政策將持續，甚至還將注入更多流動性，其無論推升亞洲資產價格或導致亞幣升值，都非亞洲央行所樂見，也將是更艱巨的挑戰。

此外，歐盟大舉救市計畫應可暫平歐債危機，但歐元的命運依然是未解的懸念。歐盟的集體行動明確宣示了穩定歐元區經濟及維護歐元的決心，但也破壞了歐洲單一貨幣的獨立原則；區內經濟體發展不同調，亦讓歐洲央行的貨幣政策左右為難；歐元區政策治理及財政紀律的不確定性，不只令廣納新成員變得困難，還可能引發既有成員出走，歐元區解體並非危言聳聽。樂觀來看，希臘事件也可能促使歐元區改善制度缺陷、強化制度維護，既是歐元的危機，也是歐元的轉機；而歐元命運將牽動美元、人民幣的國際地位變化，更是動見觀瞻，需要高度關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