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隨著中國經濟實力的增強，「新左派」好像找到話語支撐，尤其二年前的金融海嘯把歐美經濟搞得灰頭土臉之際，中國能率先走出困境的確讓中國的「新左派」找到著力點。尤其到了2010年兩會在北京召開，一些關心民生、住房、公民權的問題，紛紛被拿出來在兩會上討論並形成未來政府施政方針，看來「新左派」思潮已成為現階段中國發展不可忽視的一股思潮，影響力愈來愈大。
其實「新左派」早在八○年代就有，它的思想主要來自反資本主義、反帝國殖民經濟和文化侵略；另外，還聲稱要繼承毛澤東不懼帝國主義霸權，強調新中國要走社會主義的路；當然，改革開放二十多年來逐漸累積的經濟力，才是讓「新左派」產生民族自信的基礎，尤其經過奧運、金融海嘯、中法、中美國際政治角力後，擁有經濟實力的中國似乎面對未來更有自信，並已做好大國崛起的準備。鼓吹民族主義、國家主義，也是「新左派」主要言論。近來，不知是個人創作、還是集體創作，《中國夢》一書的出版便受到廣泛議論，該書認為廿一世紀是中國復興的世紀，中國要具備擔當世界領袖的志氣和責任，要自創另一種世界強權的模式與美國一爭高下。全書充滿愛國主義精神和民族振興氣節，反映了目前中國高漲的「新左派」民族主義情緒。
不過，也有不少知識份子主張，中國要走向富國、強國之路，但不一定要成為軍事強國，非得與美國一爭高下；相反的，繼續把中國經濟搞好，成為一個富有的國家，更是人民之福，畢竟中國已經窮了一、二百年，現在難得富有、過上好日子，眼前不需要爭世界霸權。不管，搞不搞軍事強國，但可以肯定的是，老百姓富有了，一定會搞文化、搞藝術創作，搞多元化，讓自己的生活過得更多彩多姿。當然，中國文化當代的進行式，還真需要全新的左派思潮的形成。
例如，六○、七○年代的美國「抽象表現」主義的形成，便是美國左派嘻皮文化的高峰，那個時代的知識例子崇尚自由、不居形式，甚至反政府、反資本主義、反戰爭、反一切違自由思想的體制，正因為有這股強有力的左派思潮，美國的藝術發展才能獨步全球、攀上高峰，成為全球知識例子追逐的偶像。同樣的，中國「八五新潮」的出現，不正是中國改革開放初期、從封閉走向自由的創作呈現；只可惜「八五新潮」中國美術創作，後來受到資本主義市場的浸泡，很快的，那些曾經有理想、有抱負的藝術家們，後來個個都成了有錢的大腕，沒有了左派知識份子的不滿與堅持，就別談他們的畫作裡藏有藝術的靈魂了。
中國當代的確需要「新左派」思潮的環境，就像當年美國嘻皮風、中國八五新潮一樣，要有左派的社會氛圍。近來，雖然中國出現了「新左派」的思潮，但還是只停留在反資本主義、反美國西方霸權、強調民族主義和大國崛起的國家主義思維。不像西方左派，在於監督政府，批評執政的不當之處，為弱勢民眾爭取利益。不過，現在中國公民意識慢慢覺醒，公民社會有很大的成長空間，媒體對社會問題開始有揭露、批評、監督的作用，老百姓開始強調需要有社會保障和社會福利。這一連串來自社會公民權的覺醒與追求，才是未來中國「新左派」思潮能否健康發展的養分，而不是藉由盲目歌頌「中國模式」來構築「新左派」理論的來源。如果僅是強調國家主義，中國的「新左派」發展可能朝愛國主義走去，結果是相當危險的。如果幸運的話，中國目前「新左派」思潮可朝內部檢討、內部反省、內部修正、內部調整一路走去，中國知識份子有可能走出類似六○、七○年代美國自由主義風氣，只有那股崇尚自由、不完全受金錢左右的社會風氣，才是未來中國「新左派」靈魂所在。只有這種愛好和平、崇尚自由、推己及人的大愛，才是中國當代賴以創作的精神所在；而不是一再複製、沒有靈魂，只為賺取更多報酬、做出類似藝術品的工藝產品。總之，中國當代藝術家要像個「新左派」的知識份子，要讓人尊敬、而不是斤斤計較的商人或是工廠(工作室)管理者。沒有靈魂和左派思潮的藝術家，最終他的創作也僅是工藝產品，無法代表那個時代，交待那個時代知識份子的堅持。
或許是因為還未享受到功成名就的誘惑，7080後的中國新生代對「新左派」也相當認同，他們除相信中國將會為一個大國，大國應該承擔更多的責任外，更關心到傳統文化的傳承及中國新藝術應該與西方要有所不同。只是新生代比較缺乏所謂左派人士對社會、政策的批判與不滿，相信只要7080後的中國新生代逐漸養成崇尚自由、追求真理的左派性格形成時代思潮，相信中國當代藝術一定能得到更充足的養分。
【完整內容請見《當代藝術新聞》2010年5月號】
★國際專欄－新中國典範─盛世主義【郭崇倫2010-03-16 中國時報】
一位朋友提到近來熱門的政治預言小說「盛世」時說，這簡直是時事分析，不像小說，反倒像是從網頁上大段大段copy憤青評論的拼湊。如果以此批評陳冠中，指他缺乏做為小說家的技巧，或許有些冤枉他。
雖然是幻想的政治小說，但陳冠中所觀察到的「盛世」論說，卻有潛力成為十九大後，新一屆中共政治局委員集體學習的政治教本。
書中假借已經馴化的讀書雜誌所主辦的新盛世主義論壇，陳冠中得出十項「盛世」獻言，做為未來政權的指導國策。分別是：一黨領導的民主專政，穩定第一的依法治國，執政為民的威權政府，國家調控的市場經濟，央企主導的公平競爭，中國特色的科學發展，以我為主的和諧外交，單民族主權的多族群共和，後西方後普世的主體思想，中華民族舉世無雙的民族復興。
乍看之下，這些完全相反的集合名詞，是唯物辯證法中矛盾統一律的運用，讓人想起喬治.歐威爾一九八四中的三大名言：「戰爭即和平；自由即奴役；無知即力量」。
但這些矛盾的概念與語句，卻正存在於中國，尤其是經濟方面，無論是國家調控的市場經濟，或是央企主導的公平競爭，都藏身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論說概念中。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中共發明的意識形態，但既是社會主義又怎麼會是市場經濟？而既是市場經濟，又如何自稱自己是社會主義？
西方與大多數的中國評論者多認為這是沒有意義的，甚至僅是政治口號；九三年已經退休的英國首相柴契爾夫人，以老朋友的身分，在與鄧小平見面時就提出這個問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不是自我矛盾的詞嗎？」第二天要見柴契爾的國家主席江澤民，聽了匯報後，急急找了擔任國家計委主任的陳錦華研擬回答。
根據陳錦華回憶錄，當晚他召集國家體改委的官員開會；躊躇終夜，最後一位理論局的局長表示，最近他讀到義大利經濟學家派雷托（Vilfredo Pareto）所寫的「歐洲社會主義史」，既然發明「派雷托效率」的自由經濟學家都還看重社會主義，應該社會主義與市場經濟連在一起，不是沒有意義的吧。
被視為中國「新左派」代表人物的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教授崔之元，日前應台灣大學中國大陸研究中心之邀來台時，轉述了這個故事；但對崔之元以及眾多中國本位學者而言，兩者的結合不僅是有意義，而且是應該的。
首先，這些年來，土地徵收引發莫大民怨，房地產高漲更造成貧富懸殊；崔之元認為孫中山的「漲價歸公」，就是因應中國當前最尖銳的社會矛盾的良方。
孫中山的想法自亨利喬治而來，而亨利喬治的想法也影響了後代主張單一稅的經濟學家。他們認為，地價上漲，是因為社會整體的努力，大部分的漲價應該歸公，而從土地的稅收所得，可以足夠供公共開支，無需徵收個人與企業所得稅，目前香港是最好的例子。
香港是個自由經濟體，但是卻通過拍賣土地使用權的收益，徵收最低個人所得稅，同時還能提供健保等福利措施；而美國阿拉斯加州則通過拍賣石油開採權，取消了州個人所得稅。這些都是中國可以仿效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例子。
其次，西方預測，中國的改革，將無可避免的導致私營企業的壯大，最終併購沒有效率的國營企業。但，結果卻恰恰相反，國企規模越來越龐大，居產業龍頭地位，私營企業仰其鼻息，這次經濟危機中，反而是國有企業併購私營企業，造成「國進民退」的現象。
事實上，金融危機後，全球政府都直接介入破產的企業，從銀行業到汽車業、甚至保險業，許多西方國家大企業，現在都「國有化」了。崔之元認為，中國國有企業可以確保國家建設與再分配的能力，他舉重慶為例，之所以能夠維持低企業所得稅，都是因為重慶市所屬國有資產在近八年當中增加了四倍，因為利潤上繳，讓重慶財政充裕，得以繼續以低稅吸引外來投資。
許多人指責這樣的經濟型態易造成壟斷與腐敗，但崔之元卻不以為然；壟斷不一定從政策照顧而來，行業特性會形成自然壟斷，企業越大越有效率，與其讓這些壟斷利益歸私人還不如歸公。
然而，「國有企業的主導地位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核心」。這個說法的政治含義，很容易成為中共繼續集權的理論依據。經濟權力與政治權力，向來密不可分；國有企業領導既來自政治任命，他們的經濟權力服從黨的政策，也就毫不奇怪。
二十年前，法蘭西斯.福山認為人類發展的經驗已經趨同，自由市場與多元民主，就是歷史的終點，但經歷過金融危機後，現在大家對歐美模式，感受已未必認同，而正當盛世的中國發展模式，能否成為全新的發展典範，則仍然有待時間驗證。（chenlungkuo@yaho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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