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圖節錄自博雅書屋《給年輕記者的信》】
媒體不再是各種觀念交鋒之地，只是容納極端偏執思想的回音室？當我們看到充斥著流言蜚語、色情謀殺、娛樂八卦和虛假造作的各種報導，新聞工作者的職業道德、價值觀、對讀者負責的勇氣，從未像如今這般重要。透過美國資深媒體人之眼，重新檢視媒體運作的核心價值。
本書作者弗里德曼在新聞工作和新聞教育兩方面都取得了豐碩的成果。從事新聞工作長達三十年，身兼哥倫比亞大學新聞學院教授及《紐約時報》專欄作家，已出版過五本書，並為多家媒體撰稿，包括：國家公共廣播電台、《紐約時報》、《洛杉磯時報》、全國廣播公司、《滾石雜誌》和《商業週刊》。曾獲普立茲獎和美國國家圖書獎的提名，並榮獲美國猶太圖書獎。
在本書中，他與年輕記者們進行了深入的交流。他和讀者分享了自己從高中校刊做小記者到大學畢業後走向社會，直至成為著名記者的奮鬥經歷。在做這些工作時，他有對傳統的繼承，也有隨著時代發展的創新。無論是做廣播採訪、電視報導、網路部落格，還是偏遠地方的冷僻新聞，弗里德曼的目標都是在採訪、寫作、思考、探究的過程中，塑造一個優秀記者的思維習慣。
在當今社會，隨著媒介形式的巨大變化，新聞行業和新聞記者都面臨著嚴峻的挑戰。而弗里德曼以他新奇的觀念和激動人心的故事，為已經或即將踏入新聞行業的人們提供了富有睿智的指導和靈感。
作為人的新聞記者
要成為有道德的新聞記者，你必須永保仁慈之心。你大概會認為我正在說一個眾所周知的道理。然而客觀的理想狀態是新聞記者對於所採訪的對象採取不偏不倚的態度，為了確保公正，新聞記者被要求不動感情。但我個人總是認為「客觀」是一個錯誤的辭彙，因為人不能迴避主觀。新聞記者所追求的就是怎樣更好地體現公正，這一主題本身值得我們稍後單獨討論。無論你把在新聞中保持距離稱為客觀還是公正，或是有其他什麼詞，新聞距離不能、也根本不應該超越人性的範疇。新聞是關於溝通情感的，而不是拒情感於千里之外。在一些罕見和非常的情況下，新聞是要突破障礙的，這障礙就是藝術界人士所說的「第四面牆」，所謂的「第四面牆」，把人與我們正在報導的事件截然分開。如果你不能成為一個人，那麼你就不太可能成為記者。
有兩張獲獎照片的故事和照片的拍攝者正好能說明我的觀點。如果你們研究過越南戰爭，那麼你可能看到過一張這樣的照片：一個越南女孩赤身裸體哭嚎著跑在一條路上。那個小女孩是美軍凝固汽油彈襲擊的犧牲品。這個痛苦的被燒灼的女孩的照片並沒有在美國引起深化反戰的作用，倒是使美聯社的攝影記者黃幼公獲得了普立茲獎。但很少有人知道，就在黃幼公拍完那個名叫潘金淑的小女孩之後，他把小女孩帶上了一輛小公共汽車，命令那輛汽車去一家醫院，並在那裡懇求大夫立即進行治療。直到潘金淑上了手術臺，黃幼公才回到美聯社的辦公室去沖洗照片。潘金淑在二十八年之後的一個儀式上對英國女王談到了黃幼公：「他救了我的命。」我應當在這裡加上一句：他也拯救了自己的靈魂。
另一張攝於一九九三年的照片拍的是蘇丹的饑荒。照片抓到了正走向救濟所的一個瘦弱、蹣跚的孩子跌倒的瞬間，孩子的身後是一隻禿鷲。像黃幼公一樣，拍攝這張照片的自由撰稿人凱文．卡特吸引了公眾輿論對這一圖片形象的興趣。卡特也像黃幼公一樣，獲得了普立茲獎。不過他沒有像黃幼公那樣拯救照片中的主角。卡特在英國《衛報》的一位同事大衛．貝雷斯福德回憶當時質問他的情形：「你為這孩子做了什麼？」卡特回答說：「我什麼都沒做，那裡有成千上萬那樣的孩子。」（卡特的確說過他趕走了那隻禿鷲，還說他拍完照片後哭了幾個小時。）在獲得普立茲獎後不到四個月，卡特自殺了。你永遠不可能知道一個自殺者的確切想法，但事後許多卡特的同事不斷回憶著他作為新聞記者失去人性的那一天。
我知道關鍵時刻的抉擇對於像你們這樣年輕的人是多麼的困難，你們是專業上的新手，想要打造自己的特點，想要理解那些施加在你們良心上的矛盾要求。我之所以知道，是因為二○○一年九月我正在哥倫比亞大學新聞系教授新聞報導導論課程。在「蓋達」組織發動襲擊的那個早晨，我的學生才上了一個月的課。他們立即被捲入了這起自兩次世界大戰以來最大的新聞事件，儘管他們還在努力學習最基本的技巧。我並沒有像許多同事那樣把學生送到世貿中心所在的廢墟，讓他們感受對不安全的恐懼，但我讓學生們去進行紐約遭襲的後續報導，採訪紐約市的社區新聞。現在回顧起來，我可以說這種經歷使他們超越了自我。他們寫了多明尼加移民門房在「雙子星」大樓倒塌時遇難，寫了錫克教教徒由於被誤認為是阿拉伯人而被認為有犯罪的意圖，寫了殯儀員為眾多殘缺的屍體辦理喪葬事宜，還寫了消防部門的風笛手樂隊為葬禮和懷念儀式進行了數百次演奏，而他們已經失去了兩位自己的同事。
在報導那些事情的過程中，我的學生也碰到了一些令人極度痛苦而必須面對的問題。我的採訪對象哭了怎麼辦？我可以觸摸他們嗎？我可以擁抱他們嗎？我哭了又會怎麼樣？如果我哭的話算是個很糟糕的記者嗎？在我的課上當助教的《紐約時報》的米爾塔．奧吉托回答了這些問題。在紐約遭襲之後的幾周裡，米爾塔一直在寫〈罹難者介紹〉，這是《紐約時報》為那些被證實在襲擊中遇險的人開設的專欄。換句話說，就是她每一個工作日都在採訪倖存者。她對全班同學講，她在與失去兩個女兒的父親電話交談時如何失聲痛哭。她回憶了走進《紐約時報》的女廁時，發現一位同事由於極度緊張而在那裡抽泣的場面。米爾塔明白，作為記者，哭泣不會使她受到衝擊和傷害。如果長期不能感受寡婦和鰥夫的心痛，不能感受那些失去父母的孩子和失去孩子的父母的心痛，而且也不能傳達這種痛苦，這種對人性的疏遠就會導致新聞工作者的失敗。
那年秋天我和米爾塔教的學生中有個叫凱麗．謝里登的。她把那時寫的關於消防局樂隊的文章收集在二○○二年的一本名為《風笛兄弟》的書裡。凱麗與大多數新聞記者不一樣，她既考慮到職業需要，也注重個人道德，而且不得不親自去確定是否遵守了道德準則和職業規範。她想寫一本偉大的書，同時也希望能夠在晚上睡好覺。最近我問她有什麼可以對你們說的，她說：「在悲劇時代，界限變得模糊。關於如何保持人性，我給年輕記者的最佳忠告是順其自然。觀察，不張揚，盡力幫助別人，但不要把這些當做頭等大事。設身處地地想一下，如果你的家庭陷入同樣的境遇，你會有怎樣的感受。別忘了帶紙巾。」
網路新聞流傳 記者如何辨真偽？
網際網路實際上不如它看起來那麼讓人可敬，而年輕的記者還不具備一定的識別能力
在三十年的職業生涯中，本書作者弗里德曼在新聞工作和新聞教育兩方面都取得了豐碩的成果。在本書中，他與年輕記者們進行了深入的交流。透過美國資深媒體人之眼，重新檢視媒體運作的核心價值。
網路新聞流傳 記者如何辨真偽？
現在，在數位時代，技術本身是利弊參半的東西。我清楚地知道資料庫和搜索引擎的用處，我自己也常常使用。一些最好的調查性報導就是依靠複雜的電腦資料進行分析。我不是一個害怕或厭惡技術的盧德運動分子，也不是記者版的使用原始工具運動的支持者。但是，你必須懂得技術只是一個工具，它本身沒有價值，它只是一把「雙刃劍」而已。如果技術被不加選擇地使用，那它只能是另一個陷阱，另一個對懶惰的誘惑。
Nexis（一個可搜索的專用資料庫系統）也有查不到東西的歷史，Google也有涉及不到的領域。網上報導的悠閒安逸是誘人的，同時也是危險的。在部落格、論壇和日益發展的媒體批評領域，我看到一種報導版本，它避開了與人的接觸和第一手的觀察，這不僅對報導造成不便，而且讓你對原有的觀念產生了困惑與質疑。更危險的是，當你在電腦空間進行研究時，你進入了一種憎恨編輯洞察力的文化。開放式網站的特點，就像「維基百科」一樣，不管一個人的專業技術如何，不管其中缺少什麼詞條，每個人都可以做出貢獻。
正如網路廣告用語所說的那樣，資訊應該是自由的，但這並不等於說資訊也應該是準確的。幾年前，我的一個學生做了一個練習。他在Nexis和網上搜尋對三角女衫公司大火事件的解釋。這場一九一一年發生在紐約東部貧民區一家條件惡劣、工資低廉的工廠的大火，是個有公認事實的歷史事件。但是，各種網站和Nexis上的文章提供了不同的日期、人名和死亡人數。隨著越來越多的記者在網上進行報導、一個又一個故事的發表，錯誤也在重複。透過電腦，謊言變成了事實。
風險並不是什麼新鮮的東西，它伴隨著大眾傳媒技術的每次突破。平面媒體可以有效地傳播《錫安長老草案》，如同傳播《物種起源》一樣，而網際網路使假情報的傳播比過去更容易、更迅速、更難辨別。我的一個哥倫比亞大學的同事斯里納思．斯里文森領導一個他稱之為「瀟灑衝浪」的工作室。他在Google上搜尋「馬丁．路德．金恩」，天真地想利用Google上查到的資料來進行他的研究。誰知查出來的幾個網站中有很多是由盲目信仰者創辦的，內容都是對馬丁．路德．金恩的誹謗。網際網路實際上不如它看起來那麼讓人可敬，而年輕的記者還不具備一定的識別能力。
最可信的報導是最原始的報導。我指的是用你的眼睛看到的、用你的耳朵聽到的、用你的感官獲得的東西。在這些東西之外，我是在概念上理解「原始報導」的。不管你是否有搶先報導的新聞，你都必須用你自己的方式去接近這個世界。不要相信言不由衷的話，對編造的故事要置之不理。最重要的是，不要受你的同事和競爭者的影響。偉大的新聞來自性格乖戾的人、偶像破壞者、持不同政見者、個人主義者，他們堅持追求使他們著迷和使他們憤怒的東西，正所謂腳上帶泥，才能留下印跡。
最好的越戰記者會深入戰區實地，把在記者招待會上的比較樂觀的肯定與實際的戰績進行比較。在美國擴張高峰的前幾年，哈爾伯斯坦和尼爾．希恩發現新的困境正在形成。在反戰運動高峰期間，當大家在斥責美國士兵時，邁克爾．赫爾瞭解到他們被圍困溪山時的痛苦。而很可能關於甘迺迪被刺事件的最令人動容的報導，並不是來自於那些該起公共事件的現場新聞。當這些搶眼的主題被大量地和重複地報導時（這證明了尼古拉斯．萊曼的「百分之九十九的記者在採訪百分之一的新聞」的說法），《紐約先驅論壇報》的吉米．布雷斯林從不同的角度顯示出他的好奇心和本能，而他所寫的東西也流傳下來：
克利夫頓．波拉德很肯定他在星期天還要工作。他上午九點醒來，在他位於科克倫街的三房公寓裡，他在去廚房吃飯前先穿上了卡其布工作服。他的妻子赫蒂為他準備好火腿和雞蛋。
波拉德在吃飯時就等到了電話。這是梅佐．卡瓦奇科打來的電話。他是波拉德的單位——阿靈頓國家公墓挖墓人的工頭。「波利，你上午十一點能過來嗎？我想你知道要幹什麼。」
波拉德當然知道。他掛了電話，吃完飯，離開了家。他為約翰．菲茨傑拉德．甘迺迪挖墓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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