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兩天我在北京大學的「中國社會工作研究中心」看了場電影，片名叫做《奇蹟背後》，記錄了上個世紀七、八十年代美國家電公司RCA在台灣一座工廠的汙染問題。「奇蹟」指的當然是台灣在那個年代創下的「經濟奇蹟」，「背後」則是工人與環境為此所付出的慘重代價。
在看電影的時候，我忽然想起了一段埋藏已久的記憶：原來那家害得許多工人患癌致死的工廠離我家並不太遠，而我家附近也有一些大型的美資工廠。我想起了一條小河，每天下午5點左右會漸漸變紅，河面還浮著一層淡淡的煙，氣味嗆鼻。我想起了那些女工，上下班的時候會擠滿整條行人道，每個人的樣子都很像，模糊不清。
世界工廠還是中國模式
我覺得奇怪的是自己怎麼會忘了這些童年天天遭遇的景象，彷彿記憶被人置換了一樣。關於我親身經歷過的那段「奇蹟」年代，我似乎只記得一堆和我沒有任何切身關係，但又非常宏大的字眼，比如說「十大建設」、「經濟起飛」和「東亞四小龍」。
我記得那個年頭，報紙上偶爾會誇耀台灣外匯儲備的數字又攀高峰，老師驕傲地告訴我們無論走到世界任何一個角落都能見到「Made in Taiwan」的標識。到底是怎麼回事？為什麼我會忘了自己曾經聞過的氣味下曾經目睹的景象，卻記得一堆數字名詞與觀念？是什麼讓我對具體實在的「背後」視而不見，見而不存；卻留下了滿腦子抽象疏離的「奇蹟」與「起飛」？
我當然是要說今天的大陸，這座獨一無二的世界工廠，只不過現在的大陸與當年的台灣還是有點不一樣。在台灣，許多知識分子是在後來才取得了音量夠大的話筒，提醒大家奇蹟背後是至今未合的傷口；在大陸，同一批學者前幾年還在批判中國走向市場經濟之後帶來了許多問題（例如遍地開花的「血汗工廠」），如今他們卻忽然告訴我們原來中國走對了。原來我們不是世界工廠，我們這叫「中國模式」。
不能讓個案蒙蔽了一般
然後世界工廠的代表，世界第一大電子代工廠富士康連續發生了十二名員工跳樓的事件。
如果說我的台灣工廠記憶是被抽象取代了具體，因而可怕；我現在擔心的則是個案蒙蔽了一般，反而看不見更廣泛或者說更「結構」的問題。媒體同行全面而深入地調查了富士康的企業文化、管理模式，以及工友的處境，為我們理解那些神祕的連環自殺事件引入了許多可靠的線索。可是坦白說，看完這些報導和評論後，我不覺得富士康有什麼特別。並不是說它「不特別壞」，而是和其他工廠對待員工的方式比較，它在各方面都不算太獨特。
人情的淡漠，工友之間關係疏離，高密度的勞動，機械化的動作，不加班就賺不到足夠的收入，這一切全是問題。可是，我在很多關於廣東一帶工廠的研究報告裡也都曾見過這些問題。難道這不是一個很普遍的現象嗎？富士康觀瀾廠區有四十萬員工，有沒有人調查過要是按照同樣的人數規模計算，全中國走上同一條絕路的工友又有多少呢？簡單地講，這十條人命也許不「只」是富士康的問題（編按：十二名跳樓自殺員工中十位過世），而是全中國工人處境的問題。
凡是富士康事件裡頭看起來很奇怪的事件，只要一放到更寬闊的層面，都會變得十分「正常」，例如工會的角色。本來我一直感到納悶，都已經死了九個、十個、十一個、十二個員工了，怎麼等啊等，就是不見他們的工會出來公開說句話呢？換作其他國家和地區，說不定工會領袖早已發動罷工，或者至少要召開員工與資方的談判大會。但是大老闆來了，深圳副市長也來了，富士康的工會領袖在哪裡呢？有人知道他是誰嗎？
看見一代中國工人存在
我還聽說有人不值那些年輕工人的「短視」，說他們大可東家不打打西家，何必尋死。這也令我相當吃驚，畢竟這個國家人人都念過點馬克思，知道個體和結構的分別吧。當馬克思說「工人被迫出賣自己的勞動力時」,他說的可不是個別工人，而是一整個階級。如果你把自由理解為個體的事，你甚至可以說工人還有選擇什麼工都不幹然後餓死的自由呢。富士康的工人當然有選擇去其他工廠打工的自由。但那是種什麼樣的自由？其他的選擇又會有多大的不同呢？在今天的中國竟然要辨析無產階級的自由問題，連我都覺得有點不可思議。
用「中國模式」之類的美麗言詞去遮蔽工人個體的苦難固不足取；過度集中地強調富士康的個殊性，恐怕也會有見樹不見林之憾。何不把眼下的悲劇當成可以切入的樣本，一方面照穿「奇蹟」的蒼白，另一方面發掘個案背後的整體，從十條人命看見一整代中國工人的存在。
（作者為香港知名文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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