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碧琴司の →ße

通過寬恕，這兩個人建立起一份獨特的友誼，藉這本書發聲，提醒人們注意僅靠人證的審判方式可能存在的缺失，呼籲公眾的同情與支持，來推動建立一個更完善的司法制度。

    　一個嬌小的金髮女子，和一個高大的黑種男人，除了年齡相同以及兩人都住在美國北卡州以外，毫無其他任何共同點。然而他們是摯友和夥伴，合寫了一本書，並且一同到全美各地旅行，巡迴演說……是甚麼促成兩個生命的交集？

    　或許可以這麼說：這是一個關於記憶的故事。

    　那本書是2009年美國的暢銷書，書名叫Picking Cotton──摘棉花。這是個雙關語：除了字面的「摘棉花」，Cotton是人名，就是這個黑人的名字，考頓；picking 有指認的意思，在這裡是指罪犯被證人指認出來。而「摘棉花」原本是美國蓄奴時代，從非洲販來的黑奴的主要工作。

    　他倆生命交集在四分之一個世紀前。1984年夏天的一個深夜裡，還是個大學生的珍妮，在住處被一個闖進來的黑人持刀強暴。即便身在被侵犯的恐懼和痛苦中，珍妮還是牢牢記住了這人的相貌。事後警方根據她的描述繪製了嫌犯的圖像，然後根據圖像拘留了幾名形跡可疑的人，照了相；珍妮依據相片指出嫌犯，警方便逮捕了這個名叫考頓的年輕黑人。當一排罪嫌站在面前要她指認時，珍妮一眼就認出他來，並且深信自己絕無可能認錯人。

    　考頓雖然堅稱自己無罪，但珍妮的指認確鑿，這個貧窮的黑人請不起好律師為他辯護，於是被判終身監禁外加五十年。更糟的是：另一樁類似的強暴和盜竊案也扣到他頭上，於是又是無期徒刑外加五十五年──也就是說，兩個終生刑期加上一百零五年，考頓就算活上三輩子也絕無可能出獄了。

    　坐了十一年牢之後，考頓聽聞一種新的科學測試可以證明他的無辜，於是要求重審。果然，經由現場證物的DNA比對之下，發現他並不是強暴珍妮的人；而且警方也找到了那名真正的罪犯──他跟考頓確是頗為相像。

    　珍妮聽到這個消息真如五雷轟頂，內心登時充滿罪咎之感。經過一番掙扎，她終於鼓起勇氣去見考頓，要求他的原諒。對於這個幾乎毀了他一生的女人，考頓選擇了寬恕。他倆竟然結為朋友，並且開始合作進行一件極有意義的事：合寫一本書，讓世人知道他們的故事：法治大國的冤獄，他們受到的傷害、羞辱、冤屈，其後的和解與寬恕，覺悟與補償。

    　這本書，Picking Cotton: Our Memoir of Injustice and Redemption（指認考頓──我們對於不公與救贖的回憶），第一部分是珍妮被強暴的恐怖回憶，及隨後指認強暴犯的經歷；第二部分是考頓的奇冤：十一年的黑牢，一個貧窮的黑人蒼天無告的絕境，一而再的司法冤獄……。第三部分則是最令人動容的「救贖」：通過寬恕，這兩個人建立起一份獨特的友誼，藉這本書發聲，提醒人們注意僅靠人證的審判方式可能存在的缺失，呼籲公眾的同情與支持，來推動建立一個更完善的司法制度。他們接受主流媒體的訪談，到法律和人權機構演說，以自身的痛苦與創傷作為見證，希望悲劇不再重演。

    　這樁冤獄不僅喚起司法界的重視，也引發心理學者的探討。珍妮以為自己的記憶絕對可靠，其實那只是尚未凝固的短期記憶，當她看見警方繪製的圖像和因之獲得的照片時，她沒有意識到自己的短期記憶已經轉換成了照片中的影像，以致當她見到考頓時便斬釘截鐵的指認他。人的記憶是否絕對可靠？人會誤製記憶，記憶也會誤導人；當記憶出現謬誤，當審判僅僅取決於所謂目擊證人根據記憶而言之鑿鑿的指證，冤枉無辜的可能性是絕對存在的。

    　幸而考頓沒有被判死刑，否則他將永無沉冤昭雪之日。所以關於死刑的爭論，即使不牽涉到倫理和人道的層次，也應考慮冤枉錯殺於萬一的可能。是人，就會犯錯──即使是我們最信賴的記憶，有時也會欺蒙我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