亞都過去的成功，表面上是以服務去感動客人，創造商機；但是在這條基本的軸線外，亞都更致力拉出另一條價值的軸線，找到屬於自己的存在價值。
在過去台灣外交處境最不利的情況下，亞都代表國家面向世界，推廣觀光長達二十多年；嚴長壽以個人之力積極參與國際組織，讓亞都做到許多政治無法企及的實質外交；亞都長期支持藝文界，並自成立之初即展現對弱勢團體真誠的協助；另外，亞都全力提升中華美食廚藝及飲食文化，協助教育單位成立餐飲專業學校，訓練年輕廚師，傳承中華美食……。
亞都幾乎以一家私人飯店之力，深深參與台灣社會發展，它所形塑的服務業境界，已經不只是體貼入微，而是對人的真心關懷。
因為對社會有熱忱，亞都全體做這些事情，即使是多出來的工作，也沒有報酬算計、名利相生的對價關係，但是那內心的滿足快樂，是其他事情無法比擬的。
直到今天，「三十而立」的亞都，仍持續地發揮影響力。
嚴長壽說：「像亞都一樣的公司跟人家比起來不過是中、小企業，公司規模不
大，既使在最好的日子，也沒有了不起的暴利，員工每年沒有了不起的分紅。但它依然可以找到自己跟社會互動的能量和能力，用自己的方法，找到自己的價值觀，甚至找到自己安心的方式。」
《內容摘錄》
做世界的朋友
去年九月，亞都按往例舉行員工夏令營，今年的主題是「有你真好」。前亞都飯店總經理朱少菡擔任主持人，她在開場中這樣引介講者：「過去三十年，我們公司有一個人，三十年沒有升遷，他一直待在同一個職務，做同一項工作。他，就是嚴總裁。」
一個工作做了三十年，「嚴長壽」這三個字，早已和「亞都」飯店密不可分。他無疑是亞都企業文化的頭號建築師。一位領導者的願景和使命，也注定了一個團隊存在的價值感和意義感。
嚴長壽曾提出工作的三種價值層次：「同樣是建築，第一個工匠覺得自己在做苦力、疊磚頭；另一個工匠意識到自己正在蓋房子；而第三個工匠卻認為自己在砌教堂，並且希望有一天這個教堂蓋好之後，被萬民所景仰。這樣想的時候，他的每一個動作、流下的每一滴汗水，便顯得如此不凡。」
嚴長壽無疑地選擇以第三種工作的「願景」鼓勵員工，同樣這些排碗盤、鋪床單、洗馬桶等看似尋常的事，都因為賦予自己神聖的使命，而有了完全不同的意義，擁有更多的幸福、光榮之感。
對很多首次來台灣的外國人士來說，國際五星級飯店如同一個國家的門面，也是國民外交的平台。而亞都接待的是國際商務客人，因此很自然得扮演一個國家或都市主人的角色，而服務人員的水準與態度，也成為這個國家或城市水準的縮影。
嚴長壽說：「外國重要貴賓訪台，就算見到總統，頂多三十分鐘，真正面對面談話，更可能只有三分鐘；但他在飯店極可能住上三天、五天，甚至更長，無形中，真正影響他對台灣觀感好壞的，可能是飯店上上下下的同仁。」
這樣的認知讓嚴長壽努力用一家飯店的力量，來感動外國來的朋友，把飯店這個場域，提升為細緻的國民外交平台。打開亞都客人的長長名單，可說就是一張國際名人譜，亞都也與這些名人擦出了令人回味的火花。
例如，《華盛頓郵報》發行人葛蘭姆女士（Mrs. Katherine Graham）訪台期問，嚴長壽憑著機智與勇氣及時化解一次外交危機；而美國前總統福特夫婦、電影《大鼻子情聖》男主角、法國知名男演員傑哈德．狄巴厄（Gerard Depardieu）以及三大男高音等藝術家，亞都都讓他們留下深刻的印象。 這樣真誠待客，也讓亞都很多老客人回報以熱情支持，颱風淹水也要入住亞都。
而五星級飯店肩負推廣精緻美食的使命，以傳承正宗法國飲食文化為標竿的亞都，也在十多年前就開始介紹米其林三星級大廚擔任亞都客座主廚，推廣法國美食，也促進中法飲食文化的交流，名律師徐小波在亞都吃到只在好萊塢謀殺電影中見識到的法式榨鴨大餐，體會到嚴長壽在飯店經營上，不斷為台灣引入名廚、名菜的熱切用心。
而？集中國大江南北、官宴到家廚精華的台灣，早年獨缺風格細緻淡雅的杭州菜，嚴長壽苦心由香港天香樓引入杭州菜，補齊了台灣的中華美食完整版圖，亦是亞都對台灣餐飲獨特的貢獻。
不論是接待客人，做全世界的朋友，或是提升國人對美食的視野，亞都成為最好的交流平台。如果有一句話這麼形容「以一間旅館來帶動城市文明，以一間餐廳來提高生活品質。」這些亞都全做到了。
嚴長壽說：「一家旅館要如何不一樣？你要想，我接待這些遠道而來的國外朋友，就是做第一線的國民外交工作，抱持這樣的格局、視野，跟只是賺小費，有多大的不同！我用這個高度和格局來激勵員工，我自己也是用這樣的心情來經營飯店。」
蛋糕、解嚴、竊聽器
打開長長的亞都賓客名單，就是一張國際名人譜。眾多國際政商名流在此出入，往往讓亞都扮演某種國際外交舞台的角色。而在台灣仍屬戒嚴的時代，亞都差點發生台灣版的「水門事件」，在這個和？史擦肩而過的驚險過程中，我們看到一家飯店如何在千鈞一髮之際，左右一個國家的命運。
一九八六年十月初，美國《華盛頓郵報》、《新聞週刊》集團發行人葛蘭姆女士（Mrs. Katherine Graham），受政府之邀來台訪問。葛蘭姆女士素有「二十世紀最有影響力的女報人」之譽，她原是報業世家裡的一位平凡家庭主婦，未料丈夫卻因外遇醜聞爆發，舉槍自盡。她悲慟之餘，強撐意志，接替丈夫的位置，從頭學起，一腳踏入男性掛帥的報業世界。
之後，美國總統大選期間爆發水門案竊聽事件，《華盛頓郵報》兩位記者伍德沃德（Bob Woodward）和伯恩斯坦（Carl Bernstein），長達兩年鍥而不捨，揭露此事，最終逼迫尼克森總統認錯下台。而當年始終力挺記者，不畏政府強權，堅持新聞獨立自由的，正是郵報發行人葛蘭姆女士。
八○年代，台灣經濟雖已大幅起飛，但仍屬戒嚴時期，人民自由受到限制。外國媒體經常對台灣威權政治多所批評，特別是郵報集團所屬的《新聞週刊》駐香港主任劉美遠（Melinda Liu）所寫的文章，常被台灣新聞局視為不友善，認為這些媒體對台灣了解不足。因此對於葛蘭姆女士訪台，政府積極參與，希望增進他們對台灣正面的認識。
這樣影響鉅大的報業女強人，千里迢迢率重要幹部七、八人，聲勢浩大而來，顯見對這次訪問的重視。當年，總統蔣經國絕少接觸國際媒體，更何況是接受這麼重量級的國際媒體專訪。因此，葛蘭姆訪華，無疑成為國內外備受矚目的大事件，政府各部會也視為一大挑戰，無不戰戰兢兢，深怕有任何差池。
「郵報訪問團」此行不僅全程自費，同時也拒絕台灣當局安排住宿的圓山飯店。除了公司政策不接受受訪者招待之外，經？過「水門案」新聞戰役的葛蘭姆，沒有說出的深層考慮，便是怕遭到竊聽。
因為台灣也是劉美遠的工作轄區，自然由她安排下榻飯店。
有趣的是，劉美遠正好是嚴長壽的舊識。她是華裔美人，熱愛中華文化，曾來台學中文、京劇，那時常到美國運通辦公室等男友下班，而男友的主管就是嚴長壽。有時嚴長壽的秘書不在，她還權充秘書，以極佳的效率幫忙打英文信函。
她成為記者之後，除了關心台灣民主發展，也曾派駐中國，但不改犀利筆鋒，同？嚴詞批判中國，遭中國驅逐之後，長居香港。嚴長壽說：「Melinda是我在美國運通時代就認識的老朋友，擁有哈佛學歷，是一位批判性非常強的優秀新聞工作者。」
就在葛蘭姆女士婉拒圓山飯店的安排後，劉美遠來電指定要訂亞都飯店的總統套房，但不巧當時總統套房已經租出去了。嚴長壽當機立斷，用短短三天時間，將飯店1101房所有家具與床搬開、重貼壁紙、改裝成會客室，同時加設一扇門與隔壁1103號門連通，改裝為總統套房同規格的房間。
但意想不到的是，就在葛蘭姆抵達的前一天上午，情治單位人員忽然來到亞都，一見嚴長壽，便來勢洶洶地問：「她住幾號房？」「隔壁房間給我們？」
他們走進葛蘭姆的房間，明目張膽地布建，甚至安裝竊聽器，這些唐突的舉動令嚴長壽非常驚訝。他回想到在美國運通時，就看到美國籍總經理發覺自己訂閱的《時代》、《新聞周刊》，內頁裡的毛澤東相片不是被全部塗黑，就是被刀子狠狠切掉，要不就用黑筆在上面寫「共匪」二字，收到這種被「處理」過的雜誌，老美總經理就會破口大罵：「這是什麼爛國家！」（What a lousy country！）
這些事情看在嚴長壽眼裡，讓原本對政治很懵懂的他也領悟到，歐美人士對新聞自由的重視程度，遠超過當時活在戒嚴體制裡的台灣人民所能想像。自小生活在自由世界的人，根本無法接受政府對人民思想的箝制，嚴長壽說：「他們認為，你們憑什麼毀掉我訂的雜誌！從這裡，我知道新聞工作者最厭惡被竊聽。」
嚴長壽不能坐視情治人員竊聽，又不願讓劉美遠知道，擴大事端，於是緊急打了電話給當時新聞局報告此事。這通電話接到當年新聞局連絡室主任陳兆熙，當時他留在辦公室吃便當，一聽嚴長壽的說明，立時感到事情非同小可，他多年後為文回憶道：「水門事件即因美國民主黨總部被尼克森幕僚指使，暗裝竊？設備，遭《華盛頓郵報》追蹤報導，一發不可收拾。如果發生台灣版的水門事件，其後果不敢想像。」
但中午時間，局長、副局長正好都不在，陳兆熙主任緊急打電話向當時擔任總統府秘書的前新聞局長宋楚瑜反映此事，宋楚瑜了解事態嚴重，叮囑陳兆熙要嚴長壽回報後續發展。經過檯面下的各種周折，幾小時之後，原本來勢？？的情治人員，似乎接到上級命令，忽然間全部撤退。
但是，台版水門事件危機才剛解除，另一齣好戲卻等不及要上場了。
就在嚴長壽和新聞局十萬火急處理危機之際，另一通電話也從台北亞都打到紐約。「快！快！快！把今天早上剛出版的《華盛頓郵報》頭版傳真過來。」說話的人是亞都法籍總經理 Andre A.Joulian（中文名「朱恩磊」），他正請託住在紐約的朋友傳真當天《華盛頓郵報》頭版到亞都飯店。
收到報紙後，嚴長壽要點心房師傅依樣畫葫蘆地把《華盛頓郵報》的logo、頭條新聞標題，用巧克力、奶油精製成一個長方型的報紙型大蛋糕。
因為嚴長壽知道，報老闆最在意頭版，別的新聞可以不看，但絕不會漏掉頭版標題。過去他每回與新聞前輩卜少夫、余紀忠吃飯，時間一到，余老就趕著回報社，「所以，我非常知道新聞人的思維，每個總編輯最關心的就是自家報紙的頭條新聞。葛蘭姆經過十多個小時的飛行，那時網路又不發達，應該還沒看到自家報紙的新聞吧！更不可能知道那天的頭條。」嚴長壽面露微笑地回憶說。
當葛蘭姆抵達飯店，一進房間，看到這個別出心裁的華盛頓郵報大蛋糕時，驚呼：「這是不可能的！」驚喜地立刻打電話給各個剛進房間的隨行主管，要他們統統過來看，大家圍著蛋糕拍照留念，對飯店留下極深的好印象。
這個驚喜的背後，葛蘭姆有所不知的是，就在她踏入這個房間的前幾個小時，一條政治風暴的引信才剛被拆除。
十月七日下午四時，葛蘭姆此行的重頭戲終於來了。她率領四、五位高階幹部，在新聞局長張京育陪同下，走進總統府進行原定訪問。會談時間一反常態，比預定的時間久，葛蘭姆回到亞都飯店已天色大暗。更叫人意外的是，在這次訪談中，前總統蔣經國意外說到：「我們會在制訂國家安全法之後，解除戒嚴，開放組黨。」
馬英九當時是總統府英文秘書，他坐在蔣經國和葛蘭姆之間，聆聽蔣經國口裡說出這段話，內心深處不禁湧現深深的悸動，即使多年後，他還清楚記得：「就在一字一字翻成英文之時，我覺得有如電流竄過身體，感到說不出的震撼。我一邊翻譯，一邊想著『我們今天在改寫歷史。』」
陳兆熙指出，原本這次訪問，按慣例總統府和郵報兩方都預擬正式的問答稿，按談定的原則、默契，郵報只能刊用新聞局事先審核過的新聞稿，但原始的問答稿內並未提到台灣即將解嚴一事。也許這個消息太過震撼，郵報打破訪問默契，未經同意，第二天便提前向全世界發布。沒想到，台灣即將解嚴的消息獲得國際一致讚揚。
有一說法是蔣經國有意藉國際媒體來訪的機會，宣布台灣解嚴，但是，更有可能是，這則脫稿「預告」性質的新聞，引起國際注意與正面回應，間接催化了蔣經國的決心，加速解嚴進展時程。
一九八七年七月十五日，禁錮台灣長達三十八年的戒嚴令正式解除。
有人說：「新聞是？史的初稿。」今天的新聞是明天的？史，葛蘭姆險遭竊聽一事當初沒有被寫成「初稿」，如今已被很多當事人遺忘， 若非陳兆熙於二○○九年十月號的《傳記文學》以〈葛蘭姆訪台側記──蔣經國宣布台灣解嚴的一件往事〉重新披露，就連當事人之一的嚴長壽自己也都忘了。
陳兆熙於文中感慨道：「如無嚴長壽先生出於愛國心『多管聞事』，以及宋楚瑜先生及時協調相關單位，萬一被葛氏等察覺受到監聽，必會引起軒然大波，成為國際醜聞，哪還會有後來『蔣經國總統說台灣即將解嚴』的圓滿報導呢？」
竊聽器、蛋糕和解嚴，這三者原本完全不搭軋的事物，在亞都飯店成為環環相扣的細節，在不為人知的檯面下，亞都處理得極為睿智、巧妙，挽救了一次政治危機。若不是及時拆除竊聽器，「改寫？史」的不會是「解嚴」新聞，而是更加強化台灣戒嚴印象的「竊聽」，那蛋糕的美意就顯得虛假了。
回顧此事，嚴長壽有感而發說：「假設當時我很世故，怕得罪情治單位，就任由他們那樣做，但是我不在乎得罪他們；又假如我是黨外，我可能會告訴劉美遠，讓消息曝光，台灣當局就很難堪了，但我的做人總是為國家、為大局著想。」
這次訪台，蔣經國對台灣的民主走向做了國際性的宣示，而向來對台灣嚴厲批評的葛蘭姆女士居然一改先前的印象，不再炮火猛烈地批評台灣，或許亞都烤出的那一個甜美的報紙蛋糕，也大有功勞吧。
這段由竊聽器和蛋糕共同譜寫的「初稿」，雖然最終沒有成為新聞，走入？史，卻也留給嚴長壽和亞都同仁一段既驚險又驚喜的回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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