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初以來中國陸續傳出缺工、缺料潮，即已預示當地將不再是廉價的世界工廠。近期富士康12跳事件進一步引發加薪效應，更讓台商20年來「台灣接單、大陸生產」的營運模式面臨轉型考驗。有鑑於此，電電公會宣稱今年將推動「南進策略」，帶領業者前往印度、印尼與越南等地布局；經濟部長施顏祥也主張低階製造可往印尼、越南移動，高階則可移回台灣。然而，「南進」真的會是一帖有效的解方？「東進」回台，政府又真的準備好了嗎？
回顧台灣前兩波「南向政策」，都是以政領商，立意與台商西進中國投資的潮流抗衡。前總統李登輝主政時代，於1994年通過「加強對東南亞地區經貿合作綱領」，帶動第一波南向投資。彼時，菲律賓蘇比克灣、大馬科技走廊、印尼巴譚島都是經貿官員朗朗上口、積極推銷的南向投資所在，的確也吸引不少業者摩拳擦掌，進而插旗落戶。只是這一波南向熱潮不敵亞洲金融風暴，加上中國在97危機中展現強大的韌性，反而促使南進台商紛紛轉往大陸設廠。前總統陳水扁於2000年上台後，再度提出南向政策，儘管對台商西進「積極管理」，終未能重燃南進的熱情。
事實上，過去16年的兩波南向政策之所以績效不彰，是市場法則運作的必然結果。中國大陸有同文同種的優勢、有龐大的廉價勞工、有廣袤的消費市場，商人的嗅覺敏銳，科技業尤其講求群聚效應，西進或南向高下立判，不是以政領商，即可扭轉投資大勢。
誠然，東協在歷經亞洲金融風暴與全球金融海嘯淬鍊後，如今正邁向更緊密的區域整合，實力已非吳下阿蒙；南亞的印度近年被喻為四大金磚之一，是市場規模唯一可與中國相抗衡的國家。但作為台商轉進的新生產基地選項，不論是電電公會與經部推薦的越南、印尼或印度，短中期內都看不出有超越中國的優勢。
就勞工成本競爭力而言，根據日前公布的一份最新調查，全球排名依序是越南、俄羅斯、羅馬尼亞、印度、墨西哥與中國。在亞洲國家中，中國看似比不上越南與印度。其中，越南民情與華人圈貼近，被視為南進的上選基地，但該國政府效能久為人所詬病，市場規模也遠遜於中國，即使已在當地設廠的台商也不敢輕言擴大產能，遑論挪動供應鏈，以此為全球運籌的生產核心。
印度市場規模龐大，以英語與軟體人才著稱，但風土人文與華語圈迥異。尤有甚者，根據香港政治暨經濟風險顧問公司（PERC）歷年調查，印度、印尼與菲律賓經常名列外商眼中行政效率最差的亞洲國家前三名，官僚作風衍生的無形成本難計，因而阻卻外人投資意願。這也是台商在印度當地大多只設銷售據點，不考慮直接設廠的主因。
如果台商科技業大規模南進行不通，難道只能眼睜睜看著不斷高漲的中國生產成本蠶食自家微利？實則不然！但前提是台商必先體認中國低工資的年代已經過去，就像20多年前台幣大幅升值，台灣產業被迫轉型一樣是大勢所趨。不同的是，由於台灣市場規模小，當年台商選擇出走到大陸另闢天地，現在中國即使不再是廉價的世界工廠，仍是商機誘人的世界市場，如果台商能就地與中國產業結構同步升級，甚或從代工出口工廠蛻變為品牌內銷業者，不啻化危機為轉機的契機，儘管在轉型過程中，去弱留強的殘酷淘汰賽已勢所難免。
當然，中國官方在進行工資改革以縮小貧富差距的發展道路上，也不能將所有產業轉型的責任推給業者，任憑工運如野火燎原，畢竟台商撐起的半邊天正是近年中國經濟蓬勃發展的一大支柱，台商若真的鳴金收兵，中國也必定內傷慘重。
長年仰賴台灣微利代工創造高獲利的國際品牌大廠，亦無法規避中國當前的產業轉型。未來如果不願對代工廠「讓利」，協助吸收墊高的生產成本，則「你吃肉，我喝湯」的合作模式將無法長此以往。雖然客戶可以威脅轉單於一時，但可靠的代工關係是經年累月建立起來的，轉單衍生的磨合代價可能遠高於原代工廠漲價的額外支出，精明的國際大廠又豈會不明就裡？
從分散風險、異地備援的角度，南進策略並非假議題，但不可能成為因應中國轉型的主旋律。那麼，東進回流台灣呢？我們數月前即曾在社論中提醒，以特區形式吸引台商回流，固然是好事一樁，但當局在構思土地、稅負、用人等優惠政策的同時，更要思考如何讓回流之台商為台灣競爭力加值，彼此共創雙贏。萬不可為解決念茲在茲的失業問題而不計一切招商，徒將產業政策打回「不顧環保只求溫飽」的舊制，損人不利己，甚至可能被台商引為與對岸討價還價的籌碼。
從經濟部主張「高階研發設計回台」，顯示當局深知台灣製（MIT）價值已擺脫加工出口區年代的廉價形象，晉升名牌等級。因此，築巢要引「鳳」，如此的東進回流，才能與台灣的產業發展進程相得益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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