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去梯言：歷史之眼看台灣》
這是公孫策最近十年的專欄彙集，但不是五百多篇原封不動的集子，而是擷取十年專欄的精華，重新整理丶改寫成書。
所謂精華，當然是公孫策專欄當中的一則則歷史故事與古典寓言。事實上，在重新檢閱十年專欄的過程中，發現「歷久彌新的仍是那些故事與寓言」。去掉這些精華，就只剩每個星期發生的「舊聞」矣。
然而，十年不是一個短時間。那些「好爛朝報」一次看下來，還真能產生一些「歷史縱深」。有了歷史縱深，每週一篇的專欄於焉又「活」了起來。
過去十年，剛好是台灣第一次和第二次政權轉移，對「國民黨為什麼非下台一次不可？」「陳水扁之後，為什麼是馬英九當總統？」，我有較以後更深刻的思考。同時也不甘只做事後諸葛亮，想要對台灣未來提出「哪些可以期待？哪些無須期待？」。──是期待而非預言，所以仍不是諸葛亮，只是書生之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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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理心就是王道
《說苑》的寓言：齊宣王到社山地方打獵，當地父老十三人去慰勞國君。齊宣王吩咐左右：「賜父老免交田租。」十二位父老拜謝，只有閭丘先生不拜，宣王「再賜父老免除徭役」，又只有閭丘先生不拜謝。齊宣王請拜謝者回家，問閭丘先生：「父老皆拜，只有你不拜，是嫌少呢？還是寡人有過失嗎？」閭丘先生回答：「聽說大王來打獵，我來慰勞，是為了希望從大王這裡得壽、得福、得貴。」宣王說：「這些不是我能力所及啊！」閭丘先生說：「願大王任命好官吏，讓施政、司法公平，人民可以得壽；農耕以時，讓百姓不受煩擾，人民可以得福；令少者敬長，長者敬老，人民可以得貴（有尊嚴）。如果大王只是免田租，則倉庫將虛；免徭役，則官府人力不足，那都不是我們樂見的。」
仁政，就是讓人民得壽、得福、得貴。壽不僅來自健保與醫療，施政允平影響更大；福不止來自少付點稅，稅賦公平更重要；貴不僅來自重陽節發敬老津貼，社會風氣敬老更受用。若眼看地價炒翻天，雖住者能有其屋，人心焉能平？薪水階級安分守己納稅，即使所繳不多，眼看欠稅大戶吃香喝辣，人心焉得而平？士農工商各守崗位，社會卻笑貧不笑娼，人心又怎得平？
九二一大地震發生後，大小官員都到了現場，李登輝總統步下直昇機，對操場上的災區民眾說：「不要怕，我們很有錢。」我在那一期專欄中寫道：「這句話的邏輯實在聽不懂，有錢就可以不怕地震嗎？」十一年之後，我懂了：政府現在沒當年有錢，災民果然比以前「更怕」了。
但是，問題在於，人民（尤其是災民）要的不僅是錢而已。
劉內閣第一位下台的閣員是衛生署長林芳郁，他下台是「為三聚氰胺（毒奶粉）檢測標準朝令夕改」而負責。可是，葉金川接任後，檢測標準其實一樣，只不過，說明得比較清楚了。
吳內閣的衛生署長楊志良則差點兒因為「美牛」事件而下台，後來說清楚了，就閃過那一「劫」──沒閃過的是國安會秘書長蘇起。
ＥＣＦＡ是國民黨二○一○年的對決重頭戲。起初是民進黨操作議題成功，後來國民黨動員所有系統「說明」，直到早收清單公布，反成為國民黨的「優勢項目」。
關鍵就在「溝通」。講清楚，人民心安了，就會支持政策。如果溝通工作下得不夠，人民就會懷疑，心就不安。
當年承辦馬英九特別費案的檢察官曾說「汝安，則為之」（針對馬英九控告檢察官），這句名言出自《論語》：
孔子的弟子宰予（就是白天睡覺那位）對孔子說：「居喪三年時間太長了。」孔子問他：「父母過世了，你吃好的、穿好的，心安嗎？」
宰予說：「安！」孔子說：「汝安，則為之（你心安的話，就去做吧）。」宰予告退之後，孔子對弟子說：「宰予真是不仁啊！我們出生三年之後，才離開父母的懷抱，宰予可有三年對父母的愛（哀思）呢？」
這一段如今有了新解：人民心安，政府才可以「為之」。而人民心安或不安，就是「仁與不仁」的檢驗標準。易言之，政策立意再怎麼良善，若溝通工作不能做好，仍然歸於「不仁」。這一點也回應了本章最前面那位閭丘先生的問題：政府或最高當局無須個別（或分眾）施惠人民，施政都能公平、公正、公開（最後一點卻更重要），老百姓自然有壽、有福、有貴。因為，最令老百姓心安的，是有一個能照顧所有人的政府。
以下的話出自兩位前朝大人（姑隱其名）：「救那些可能要為濫墾濫伐負責任的人，難道是慈悲嗎？」「有些地方本來就不適合人居住」。這兩番話乍聽都有道理，但是發言時機卻是某次豪雨釀成山區土石流災害之後。
重點更在於：你們漢人沒來以前，原住民可都住在「適合居住的地方」！你們漢人未到山地大肆開發以前，原住民在山上也不曾遇過土石流！再說，你們平地人每次遇有山難，哪一次不是動員「山青」協助營救？他們有惻隱之心，為什麼你們沒有？
比原住民更「心不安」的是外勞。從高捷泰勞「暴動」（其實是抗暴）以後，比較少再聽說大規模虐待外勞的情事（個案當然不可避免）。但是，僱主的心態卻未改變，例如「強迫印尼穆斯林勞工吃豬肉」等情事。晉朝陶淵明為官清廉自守，家中子弟砍柴、挑水一切都自己來。陶淵明買了一個僕人回家中幫忙，還特別寫信諭示兒子：「此亦人子也，可善遇之。」外勞離鄉背井來台打工，這和早年台灣留學生在美國打工，基本上都是為了生活、為了「上進」，不應該發揮一點推己及人的同理心嗎？
Long Stay為了啥？
北宋時，山東巨寇方臘在起事之前聚集地方少年，問他們：「國事和家事道理相通。如今有子弟終歲勞苦，卻分不到什麼糧食、布帛，大多被父兄拿去花天酒地，子弟卻死活沒人問。這樣的情形，你們認為合理嗎？」眾人說：「豈有此理！」方臘再說：「當今賦役繁重，官吏貪污，人民的生活物資匱乏。皇家高層不但聲色犬馬、雕梁畫棟；還要徵取軍費、花石綱（運輸奇石的勞役）；還要每年付給遼、夏兩國銀絹，數以百萬計；這些可都是我們赤子的膏血。遼夏得了好處，反而更輕視我國，朝廷不敢廢止捐輸，有事還要子弟上戰場，子弟打不過，反得受處分。諸位認為如何？」眾人氣憤說：「不造反，反正也要死在貪官污吏手中。」於是聚眾起兵，數日之間就達到十萬人，連陷郡縣……。
這不是《水滸傳》裡的小說筆法，是載在史冊的真實血淚。宋徽宗醉心藝術、玩物喪志，蔡京為他從江南運花石到汴京（「綱」是運輸的意思），老百姓開始都忍受了；北宋對遼的屈辱外交，人民也忍受了；直到活不下去「反正都是死」，就造反了。
北宋亡了，南宋政權在南方建立。起初搞得有聲有色，人口數從宋高宗紹興年間到淳熙年間，二十年人口增加四分之三；宋孝宗時更興修太湖水利，農家收成時節「一夜連枷響到明」（連枷是當時的打穀機），全國則「蘇湖熟，天下足」；歲末「半償私債半輸官」，剝削階級仍在，但農民大眾已能家有餘糧；而李椿年、朱熹、趙師岩等地方官更在轄區內推動清丈田畝（課大戶的稅）。簡單說，生產力提高、公共建設好、儲蓄力增強、賦稅趨向公平，人民要求的不過如此，當然願意為保衛家園而戰，而人民的家園正意味著君王的領土。
可是，南宋後來還是亡了。客觀因素是蒙古元帝國興起，武力太過強大，但是南宋內部的主觀因素也變了。首先就是破壞法制：一再實施大赦，甚至宋光宗紹熙五年一年內大赦達四次之多；第二是不恤天災，有一年江西省七月水災、八月旱災、九月凍霜，官員卻說「（農曆）九月霜降很正常」；第三是不知民間實際情況，同樣發生在江西，地方上淫雨為患，中央政府卻「依例」要求祈雨，於是吉州政府就設了兩個壇，一個祈晴，一個祈雨！
先說「不恤天災」。政府不征苛捐雜稅、不強迫人民服勞役、官吏不貪污、不魚肉百姓，老百姓只免去了人禍，可是「民瘼」（人民的痛苦）還有天災。九月結霜或許「很正常」，可是農民受災是事實，官吏向上奏報「很正常」則是一種「很不正常」的心態──不論專制還是民主，都不應該有這種心態。
事實經常與「正常」相反，否則也不會有觀世音、媽祖等「聞聲救苦」的神祇出現。
「聞聲救苦」的前提是先能聽到人民痛苦的聲音。受台灣人信仰最普遍的媽祖娘，駕前就有一對「千里眼與順風耳」，他倆是媽祖的耳目，有了千里眼和順風耳，媽祖於是能知曉哪裡有人遭受了哪樣的苦難，才能去救苦。
資訊發達的時代，媒體就是政府的千里眼與順風耳，理論上沒有「看不見、聽不到」的問題，但問題在於「看見聽到卻無動於衷」的心態。扁政府時代發生的「八掌溪慘劇」就是例子，說那是「慘劇」，因為大家都在電視上看到了，還一直看了好幾個小時，最後「災民」仍然被沖走。但相關的單位與官員卻始終沒有動作，那就是「不恤民瘼」的心態。
馬政府時代發生的「八八水災」，在野黨立委有以「八掌溪事件翻版」稱之者，但情形卻有所不同。
劉內閣處理八八水災不是「看不見、聽不到」，也不是「九月降霜乃常事」。而是「旌旗招展不住，鑼鼓齊鳴不止」，以致決策者目眩耳脹、中心無主。其結果就類似前述南宋故事中的「祈晴、祈雨都來」，花了雙倍不止的力氣，效果卻互相抵消掉了。──南宋的歷史借鑑值得馬政府警惕：不是搞好經濟就好了。體察民瘼，以同理心施政，才是王道。
馬英九如果能夠對「天下利病」拿得出一套改善方案，那就不枉費他到各地民家long stay，也不枉費人民稱他「嘉慶君」。
《韓非子》的寓言，堂谿公問韓昭侯：「現在有一個價值千金的玉杯，假如只有杯筒而沒有杯底，可以盛水嗎？」韓昭侯說：「不可以。」堂谿公再問：「那麼，有一個瓦器並不漏，可以盛酒嗎？」韓昭侯答：「可以。」
人民要的只是「喝到水」而已。能用玉杯喝到水，當然很好，但就怕「玉杯」沒有底。台灣不記得從什麼時候開始，高學歷就成為政治上的「形象牌」。恕我直言，還真是很多「無底玉杯」。如果馬英九能夠建立政務官「有底」的政治文化，將足以會成為他最受稱頌的政績。
放縱是第一大敵
《莊子》的寓言：兩個牧童「臧」與「穀」都去放羊，而且都丟了羊。問臧幹啥去了？他抱著書筴（裝竹簡）讀書。問穀幹啥去了？他跟別人賭博。兩個人做的事情雖不一樣，讀書與賭博更是兩個極端，可是，「羊」都丟失了，兩人一樣失職。
政府的職責就是為老百姓「放羊」，丟了羊就是失職，納稅人才不管什麼理由。可是政治改革卻得搞清楚原因，然後對症下藥。
曾國藩《家書》中一再告誡子弟，為官最重要的三項德行「清、慎、勤」。前述寓言中，臧做到了「清」，穀愛賭博就不太容易「清」，而兩個人不慎也不勤。
明末抗清志士顧炎武屢在民間發起「義師」，也屢遭告密出賣，卻總能死裡逃生。原因是他濟助過很多人，這些人會在緊要關頭回報他。
有一次他到了北京，兩位官居學士（清廷之官）、受過他濟助的人請他吃飯。酒過三巡之後，顧炎武起身告辭。二學士說：「還有幾道菜沒上，您再多喝幾杯。如果夜深了，張燈送您回旅館，好嗎？」
顧炎武怒色教訓：「世間只有『淫奔』和『納賄』二件事是在夜間進行，豈有正人君子而夜行者乎？」
「淫奔」未必指偷情或色情勾當，舉凡放縱、亂性之事都屬之。而放縱正是「清慎勤」的大亂。
舉一個政府機關的常例：出國考察。考察是學習他山之石的一個好制度，可是隨便問哪個人「你對公務員或民意代表用公帑出國考察的印象如何？」十之八九會得到「浪費公帑」的回答。或許，這種大眾印象對十之一二或更多的公務員不公平，但是大眾有此印象，即意味著「假考察真觀光」的普遍性。而公帑考察之所以變成這種情況，原因就是放縱。一旦人心放縱，就不「慎」也不「勤」了，要想保持「清」，也不容易。
官場人心放縱造成的弊端，最明顯的就是所謂「陋規」。陋規的形成，最好的例子不須他求：首長特別費。
清朝盛世「康雍乾」當中，雍正皇帝在位時間最短，也沒太多豐功偉績，但是他卻是最致力於內政的一位。
雍正即位之初，就對政府中的各種陋規非常頭痛。這些「陋規」大致分為「節、壽、規、禮」四大類，乍看之下都屬「人情」，即使在今日法治時代也免不了。可是我們看一節河東總督田文鏡的奏章：「此等銀兩雖解自州縣，無非百姓之膏血。上司每年照數取索，州縣假借解送之名而魚肉小民。」雍正為了消滅這些陋規，而建立了「養廉銀」制度，也就是「首長特別費」的由來之一。
因為放縱而形成的另一個官場壞風氣，也見於曾國藩在家書中告誡子弟「官場上最壞風氣就是『三爺用事』」，此處所謂「三爺」，指的是少爺（兒子）、姑爺（女婿）、舅爺（妻兄弟）。此外，清朝官場中另外還有一種「三爺」也涉入了，那個三爺，是「二爺的下手」的意思。所謂「二爺」，就是「掌控見『大爺』之鑰的人」，通常包括重要親信、師爺，及至跟班、長隨，還有就是官親（包括前一類的「三爺」）。
「三爺用事」的例子也不須遠求：阿扁的「一妻二秘三師」，以及他的兒子、女婿，乃至阿珍的兄弟、好友的兄弟，都在「扁案」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清」的相對是貪污，「慎」的相對是疏忽，「勤」的相對是怠惰，三者的成因都是放縱。所以，改革最重要的是革新人心，其次才是革新制度。且由於人性好逸惡勞，改革制度也常是為了收拾人心。
馬英九在這方面是可以期待的。馬英九規定「首長收禮不得超過五百元」，在馬政府第一個端午節就整翻了所有首長的秘書室：大小秘書忙著用電話詢問所有禮品來源的廠商「這份禮品定價多少」，只要超過五百元，就得退回去。這是切斷「陋規」可能形成的源頭。
同時，馬英九身邊沒有蘇志誠、馬永成這類角色，也就不會有「水餃宴」這種事情發生（馬英九請客「太小氣」，是另外一個層面的問題，不在此處討論）。不但總統如此，劉兆玄、吳敦義這兩位閣揆身邊，也沒有「三爺」的影子。所以我們非常期待，自馬英九之後，都能維持這樣的風氣。
【文、圖節錄自公孫策 《去梯言：歷史之眼看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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