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半前的倫敦G20高峰會，立場一致地做出多項避免金融海嘯擴散以及激勵全球經濟復甦的決定，除了大規模振興經濟的財政及貨幣政策外，還包括大規模援助方案，避免金融危機擴散至開發中國家，以及協同推進國際金融市場的監管。事後來看，若當時沒有G20峰會合作無間推動這些政策，全球經濟能否這麼快復甦實有疑問。但下個月即將在韓國舉行的G20高峰會前夕，各國卻面臨復甦力道不一的窘境，甚至競相貶低其貨幣，貨幣戰爭看似一觸即發。市場原期待可以再次透過G20論壇找出解決當前全球經濟不平衡的妥善方法，但甫於上週末結束的G20財長會議中，我們看到的是各國堅守立場，強烈捍衛其自身利益，當年那種團結的氣氛已不復存在。
雖然各國都同意金融海嘯前全球經濟不平衡的發展模式並不可行，並認同這樣的發展模式必須匡正，但各國在這次會議前後的態度及動作，凸顯出對於調整速度的認知差異。例如，以美國為首長期以來受經常帳赤字、龐大民間及公共債務困擾的國家，希望那些長期依靠出口推動經濟發展的順差國家能夠加快調整速度，而順差國家面臨國內經濟轉型的不確定，並擔心重蹈當年日本廣場協議後經濟陷入失落十年的覆轍，因此堅持調整過程必須更為穩健。
這樣的立場差異充分反應在G20財長會議上。美國固然立場強硬地要求加速人民幣的升值，並表示中國操縱人民幣匯率的情況將有害全球平穩發展；中國則不甘示弱地表示，美國的逆差並非中國的責任，更將矛頭指向美國極度寬鬆的貨幣政策，導致過剩的流動性流向新興市場，造成該等國家極大的困擾。而歐洲主要國家以及身受匯率鉅幅升值之苦的日本則採取消極的態度，共同抵制美國倡議在這次的財長公報中，加入各國經常帳順差占GDP比不能超過4％的目標。
至於巴西因貨幣大幅升值，不但其財政部長在9月底即指出全球有陷入貨幣戰爭的可能性，更因為熱錢的流入而開徵熱錢稅，並斷然拒絕出席本次G20財長會議，消極地表達其不信任G20有能力具體解決當前全球經濟不平衡問題的立場。這也是為什麼在這次G20財長會議最後的公報中，各國僅消極地對於全球貨幣問題，做出「希望匯率能夠朝向市場機制發展及各國應避免競相貶值貨幣」的空泛宣示，而沒有提出具體的調整方略。
為什麼這次的G20財長會議無法類如2009年4月倫敦高峰會，針對全球經濟困境提出一套合適的解決方法？簡單地說，當時全球經濟正逢存亡絕續的關鍵時刻，如果當時不在會議中果斷做出決議，極有可能使全球經濟陷入長期的衰退。相對而言，當前全球不但已經逐漸遠離金融海嘯，有些國家更已重新回到海嘯前的成長軌跡，此時所謂的貨幣戰爭，反應的只是各國對經濟發展路線上的差異，而這樣的差異早從2005年開始即困擾各國的財金當局，2006年起國際貨幣基金（IMF）更不斷以全球不平衡為主題多次提出建議，但始終無法取得各國的共鳴，更不用說獲得共識。
既然當前全球面臨的經濟發展不平衡問題，是一個長久以來的結構性問題，可行的作法應是在G20的授權下，透過具有足夠能力研究、監控跨國資金流動及各國經濟金融穩定的常設性獨立國際金融機構，做出完整解決全球經濟不平衡的指導性原則，並在該機構的監控下延伸實行到各國的經濟結構調整政策上。具備這樣條件的機構，則非IMF莫屬。因此透過G20論壇，在各國能夠接受的情況下，賦予IMF更大的權責，監控國際經濟不平衡以及協助解決，才是正辦。從此一角度來看，這次的G20財長會議也並非沒有貢獻。雖然G20未直接找出解決歧見的方法，但至少使各界認知到有必要讓IMF承擔更多的國際責任。
而在這次的會議中，G20財長也同意就IMF的權力結構重新安排，由歐洲讓出兩席給新興國家，使美國、日本、英國、法國、德國、義大利、中國、俄羅斯、巴西與印度成為前十大股東。其中，中國將超越德、法、英三國，成為第三大股東。而這樣的安排，將使未來IMF的決議以及意見，更能代表各國的立場。
正如同IMF主席D. Strauss-Kahn強調，今後各國必須繼續維持合作的精神。當年由於各國立場一致，得以緩和全球金融危機，但現今許多國家逐漸自行其是，導致這種合作瀕臨瓦解，長期間必將使得每個經濟體的情況惡化。有鑑於此，世界主要領導國家未來透過G20峰會的平台，確實應對IMF等國際機構進行功能強化，以期該等機構能夠發揮監控及指導全球經濟不平衡問題，達成全球經濟平穩發展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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