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普林斯頓大學政治經濟學教授吉爾品（Robert Gilpin），在他的著作《國際關係的政治經濟學》及《廿一世紀全球資本主義的挑戰》裡，都提到「內部自主」（Domestic autonomy）這個很重要的概念，值得人們用心思考。
他會提出「內部自主」這個概念，其實是有原因的，因為自從一九八○年代末所謂「全球化」這種說法漸盛之後，經濟圈裡就大家人云亦云的宣稱，「全球化」會拉平各國的差異，使各國政府的調控角色被抽空，各國總體經濟的政策也愈來愈相似。最惡劣的結果，甚至會造成有些國家為了便於競爭，遂在稅賦、福利、貨幣政策等方面不斷放水，形成「往底部的競賽」（Race to the bottom）。他的意思是，這種情況會使得許多國家的政府不再努力，只是隨波逐流，並動輒用「全球化的必然結果」這種說辭來合理化自己的不用功不努力。
吉爾品教授指出，世界真正的運作並不是這樣的，他引用另外兩名學者柏格（Susanne Berger）及多瑞（Ronald Dore）所做的實證研究，指出全球化的互動以及外在的壓力及反應，其實都有著許多選擇，而這種選擇乃取決於各國內部的因素，政府有沒有能力應付挑戰做出更好的選擇？各國政府及人民能不能調整方針而得到更多機會和利益？政府能不能在人民最小傷害的前提下自我改變？所有諸如此類的課題，其實就是所謂的「內部自主」。只有能掌握「內部自主」的國家，始有可能保障它人民的利益和福祉。柏格及多瑞這兩位知名學者，甚至言簡意賅的說道：「全球化的內部的效應，主要取決於各國政府自己！」
除「內部自主」這個國家立足的基本原則須強調和努力外，我最近重讀哈佛談判專家戈登（Mark Gordon）及厄泰爾（Danny Ertel）合著的《談判交易的重點：當只說是已不夠時該如何談判》，這兩位專家指出，無論公私談判，有太多例子都顯示出人們一廂情願以為順利圓滿而且滿意的談判，但搞到最後卻亂成一團，種種不在預期中的副作用都會一一迸發，明明是件好事最後卻以壞結果終。
因此，對於談判，切莫自以為得意而過度的一廂情願，談判絕對不應該是個目的，而只能是個程序和手段。談判只是問題的開始，絕非問題的結果。為了讓談判能夠長期在所欲的軌道上得以落實，任何一方都不能做出他將來難以兌現的承諾；由於世界的複雜度早已超過任何少數人的智力範圍，因而談判的諮詢協商必須相當的廣泛與開放，絕對不容許少數人的黑箱；由於談判的落實相當漫長而且連動效果也充滿變數，因而無論心態的設定及視野的開闊都必須時時警惕。愈是慎重的談判，將來收割到的才會愈多，愈是一廂情願草率的談判，將來的苦果也就愈大。
在此不嫌辭費的引述多位學者專家的說法，乃是當代許多頂級的學者早已警惕到，現在毫無疑問已進入一個秩序重編的新階段，而秩序的重編與談判，它本身就是個能力競爭的新領域，任何國家與政府如果不能在「內部自主」這個問題上有堅強的認知，有足夠努力的配套，以及對未來有夠好的判斷與決策，未來新秩序重編後，自己這邊所得到的可能就抵不上所失去的。經濟上的「內部自主」，包括了勞動市場的可持續成長與發展，產業結構有進一步成長的空間，人才培訓及產業創新有持續的動力，社會公平的環境有改善的機會等。在第三輪ＥＣＦＡ商議的此刻，有關「內部自主」這個核心價值，也到了應該被大家公開討論的時候。
除了吉爾品教授等所提的「內部自主」外，隨著ＥＣＦＡ的即將展開，我認為台灣民間及朝野，已必須像哈佛戈登教授等人所說的，對它的落實，連動效應，相關的變動因素，做出更廣泛的追蹤與考核了。戈登教授等人指出，一切的談判協商，都不是問題的解決，而是更多新問題的開始，它只有透過縝密的監督，始可望能在良好的軌道上運作，這個工作我們不要荒廢了。
（作者為文化評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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