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月六日冷戰時期蘇聯駐美大使杜布里寧（Anatoly Dobrynin）在莫斯科過世了，享年九十歲，可算高壽。杜布里寧從一九六二年出使美國，一直做到一九八六年卸任返國，總共當了二十四年的駐美大使，任期之長，在蘇聯駐外使節中，可說是絕無僅有，在各國使節中，年資僅次於尼加拉瓜駐美大使薩卡沙（Guillermo Servilla-Sacasa），後者在一九七九年蘇莫沙政府被推翻後，失去大使寶座，杜布里寧順理成章的接替了薩卡沙成為外交使節團長，以共產國家的大使，擔任華府外交使節團長，杜氏首開紀錄，今後恐也無人能打破。不過在外交同儕裡杜氏最傲人的是，他去國務院辦交涉，座車可長驅直入駛進地下室停車，別國大使均無此待遇，可是這種待遇也視美蘇關係的好壞而定。雷根當政時美蘇交惡，杜布里寧就有過在國務院停車吃閉門羹的經驗，其實美國搞這種小動作，實不足為訓。
杜布里寧持節華府時，正是我在華府新聞生涯的鼎盛時期，在許多場合經常看到他，尤其是他陪同蘇聯領袖像布里茲涅夫、戈巴契夫、外長葛羅米克訪問白宮或國務院時。那時蘇聯對中華民國的敵意已不似五十年代，故在一些場合我國駐美大使如周書楷、沈劍虹會和杜布里寧同時出現，杜氏並不迴避或杯葛。猶憶韓戰爆發時，蘇聯駐聯合國常任代表馬立克因杯葛「蔣幫代表」缺席，安理會才順利通過聯合國出兵制止北韓侵略的決議，否則十之八九會被蘇聯否決。
事實上，六十年代後期蘇聯駐華府的外交官私下利用各種機會接近我國駐外人員，但台北的做法極為僵硬，曾三令五申通令駐外人員不得與蘇聯及附傭國家人員接觸。當時的局面是俄國人對我們鍥而不捨，而我們則避之唯恐不及；另一方面美國官員刻意疏遠、乃至拋開我們，但我們拚命巴結老美，蘇熱美冷，至為明顯，基於政策，我們卻不得不避熱貼冷。我向來是個自由傾向大到難以拘束的人，且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故我置台北禁令於不顧，接受蘇聯大使館一位二等祕書的邀約，和他不時餐敘，就美中（共）關係及中共內部情勢交換意見，我發現俄國人頗重視台灣中國人對中共的分析與看法，因為他們認為兩岸的中國人文化相同，思維方式近似，看問題自是和西方人不同。至於美中關係正常化，我們是受害者，他們毋寧更相信我們的說法和看法，而對美國的說詞持保留態度。
和我來往的這位蘇聯外交官文革時派駐北京，是個中國通，他的工作除了寫政情報告外，每年定期去中國各地葬有蘇聯飛行員的墓地視察並祭奠，抗戰時期蘇聯曾派飛行員來華助我抗日，其中不少人戰死在中國。與我交往的這位蘇聯外交官後來官運亨通，居然做到聯合國副祕書長。
其他和我有過談話並交換意見的包括後來出任俄羅斯首任駐台代表的崔福諾夫（Victor Trifonov），當時他是蘇聯大使館的政治參事，專業是中國觀察家，以及曾在新疆烏魯木齊擔任過領事的柯申寧等，這胖胖的老柯說一口略帶山東腔的中國話，對新疆的事如數家珍，大概因過於發福，早死。
當然這些蘇聯人都有目的，不外乎打聽消息，蒐集情報，但我坦蕩蕩，事無不可告人者，而我所知道的不過公開的資訊罷了，因此我從未因和他們的接觸與往來給自己帶來任何麻煩。如今藉著杜布里寧之死，回首前塵，反覺得是段難忘的經驗，只是那個時代已隨風而逝，李商隱說得好：「此情可待成追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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