禮記大學篇:「…生財有大道：生之者眾，食之者寡，為之者疾，用之者舒，則財恆足矣。」作為「世界工廠」的中國，自從改革開放以來，就因「生之者眾」，得以其勞動供給豐富、勞工成本低廉，吸引世界各國前往設廠。然而，中國當局擔心人口過多，消耗掉其生產成果，甚或導致糧食及物資供應的不足，因此厲行「一胎化政策」，企圖達到「食之者寡」的目標；加以改革開放前國民所得偏低，以及節儉持家的儒家傳統，也真的使中國一路走來，能夠「為之者疾，用之者舒」，無怪乎近幾年來經濟成長令人刮目相看，即使在發生金融海嘯的2008年及全球景氣衰退的2009年，都能一枝獨秀，確實是「財恆足矣」。這種現象，可說符合禮記大學篇「生財有大道」的理論。
惟誠如易經所謂「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中國一帆風順的經濟成長過程，雖然通過金融海嘯、全球景氣衰退的考驗，但其內部已經潛藏許多關鍵性的問題。中國改革開放最成功的樣版企業，首推富士康，其營收金額在1996年只有8億人民幣，到了2009年達到4,928億人民幣，13年間成長600多倍，足以傲視全中國甚至傲視全世界各大知名企業。然而最近幾週來，富士康卻發生連續員工跳樓事件，公司方面決定把工資翻兩番，反映出富士康在管理、薪資、福利未能隨時代與時俱進，因而出了問題。
20年前的中國和今日的中國，雖然都還是「世界工廠」，但今日的中國已經不是當年只求滿足基本溫飽需求的中國，尤其是當今中國的年輕員工，是在網路化、國際化的環境下成長，其眼界與期望已經大為開闊與提升，進入富士康之後，面對軍事化的管理（本質是壓抑部分人性的管理），員工會難以耐壓；雖然富士康的薪資與福利不比中國其他公司差，甚至優於大多數公司，但在薪資金字塔底層的員工，會覺得這個金字塔把他們壓得永無翻身機會，更遑論有任何機會翻身成為他們所景仰和敬畏的大老闆郭董。
其實中國政府對於社會、經濟環境的變化，其嗅覺堪稱相當靈敏，因而在2008年初開始實施「勞動合同法」、「企業所得稅法」，藉以改善勞工的工作基本條件，並且收回地方對企業租稅減免的權限，讓中央對全國的經濟發展有更強勢的規劃主導權力；同時，對於高污染、高耗能的產品，也取消出口退稅項目、降低出口退稅比例。中國政府的戰略規劃，除了藉上述措施，讓產業升級、讓勞工獲得更好待遇、讓1949年「建政」以來最嚴重的貧富不均現象得以改善之外，並規劃以內陸地區相對較低的最低工資規定，及以勞動合同法部分規範在內陸地區可以較為寬鬆等誘因，吸引原先群聚在珠三角、長三角、渤海灣等沿海地區的勞力密集產業，因成本因素而移往內陸，以配搭其「開發大西北」的長遠發展策略。
中國政府也知道，以代工方式創造外匯、提升所得及就業，固然已經有像富士康這樣的成功模式，但隨著所得水準的提升、網路文化與國際化的衝擊，中國傳統的代工模式會步入台灣80年代以後的困境，員工不再是以時間換取工資的機械。更有甚者，由於「一胎化政策」的成功，中國在下一個世代可能不再是個勞動豐裕的國家，「世界工廠」的地位可能發生質變或量變。因此，中國在金融海嘯期間，大肆以國企併購各國的油、氣、礦公司，讓中國未來得以資源大國的質變模式維持「世界工廠」地位。
另一方面，藉著「東協加一」自由貿易區的「投資移轉效應」，複製台商在大陸投資的模式，在東協地區工資、環保成本相對偏低的國家設廠，以因應「一胎化政策」成功導致的勞動短缺衝擊。根據「亞洲華爾街日報」6月初的報導，中國的勞動供給相對於勞動需求，在2001年還高達1.5倍以上，但是到了2010年已經反轉，各地缺工頻傳，勞動需求大於勞動供給；換言之，中國已經脫離勞動豐裕、工資低廉的國家之林了。
以富士康事件為鑑，台商應該明白中國新世代的勞工已經不再是以時間換取金錢的「類機械」生產資源，在管理、薪資、福利、勞僱關係上都要有新思維與新做法。面對中國政府「世界工廠」角色的質變與量變措施，更要洞察機先，妥為因應。我政府當局更應從經濟大戰略的高度，整合資源，規劃未來於全球各市場持續成長的相關策略，才能落實「立足台灣、胸懷大陸、逐鹿全球」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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