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朋友最近去安養院探視他的母親。看護告訴友人的母親：「妳的兒子來看妳了。」老太太不加思索的對看護說：「你在開玩笑吧，我那有那麼好命，有什麼兒子！」
這一幕，看在朋友的眼裡，利刃般刺在心窩。他怎麼也無法接受自己親愛的母親，竟然連他都不認得的事實。不只失去認知能力，老太太的日常生活能力，也逐一喪失。
對於這種情況，朋友原本已受癌症威脅的母親，五年前初聞自己患阿茲海默氏症（ＡＤ）時，已表明，在不願意失去自己的獨立性和尊嚴前提下，「想到了一個計畫」。朋友的母親表示將服用大量安眠藥自殺，但強調在此之前，她會先寫信給一名好友，請她適時到家中來，為她收屍。朋友的母親告訴他，「我不會要求你協助我自殺，因為我不願意讓你惹上法律麻煩。」。朋友否決了母親的計畫，但從此，幾乎天天過著憂心的日子，只要打電話回家沒人接，他就擔心，母親會不會自殺了。
患阿茲海默氏症後一年，老太太提到瑞士的安樂死中心「Dignitas」，表示希望可以到那裡結束自己的生命。八十二歲的老人家說，「我不想再受病痛磨難了。」但一如過往，兒子只把她的話當做宣洩情緒。
直到母親完全失去自主力，必須住進安養院，朋友回家整理母親的東西時，發現母親寫了一封信給他。信中，她告訴兒子，自己是如何的熱愛生命，但又為何希望可在失去自主能力前，尋求死亡的決定。可是，她終究沒有自殺，也沒有把信交給兒子。
看著記憶中堅毅獨立的母親，萎縮受苦，逐漸步向生命終點，朋友開始質疑自己再三否定母親的計畫和意願，是否正確？這真是一個很難找到解答的問題。
在《我們說再見之前》（Before We Say Goodbye）一書中，作者戴維遜Sean Davison，以日記方式，描述自己終身擔任醫職的母親，八十四歲時，因受多種癌症之苦，以絕食抗議持續治療，希求一死的決心。戴維遜守候在母親身邊三個月，包括最後絕食的三十五天在內，目睹母親身體更加孱弱，卻仍無法達到求死的過程。○六年十月廿五日，戴維遜不忍再見母親受苦，拿了一杯滲了嗎啡的水告訴母親，「喝下這個，妳將會死亡。」戴維遜說，母親和他四目相視，「那是一種彼此了然於心，絲毫不避諱的注目」。他的母親最終對他說，「你一直是個好兒子！」
今年二月，英國廣播公司播出了一位英國母親的故事。凱德戴爾的女兒得了慢性疲勞綜合症（ＭＥ），全身癱瘓，無法吞嚥，十五歲開始臥病在床，十六年出入醫院超過五十次。凱德戴爾承認在二○○八年十二月某天協助女兒自殺。凱德戴爾表示，她不後悔自己的行為，因為做為一名深愛子女的母親，她知道，女兒終於「自由」了。
播出後，英國廣播公司發現，高達百分之七十三受訪者相信，親友應可協助受病痛之苦的絕症患者自殺。但如果患的不是絕症，支持協助自殺的比例為百分之四十八。
在此之前，一名罹患多發性硬化症（ＭＳ）的英國婦女柏迪則到高院爭取自己選擇死亡的權利，挑戰英國一九六一年頒布的《自殺法》，要求界定，若親人協助無行動能力的她到瑞士安樂死，是否可免除法律制裁。二○一○年二月，英國檢察公署公布了歷史上第一個協助自殺守則，但仍堅持協助自殺在英國屬非法行為，最高可判十四年徒刑。
這項自殺守則，引發英國社會爭議。反對者認為，生命應受絕對尊重，無論在任何情況下，人都沒有結束自己和他人生命的權利。但贊成安樂死的人以為，選擇和協助尊嚴死亡，也是對生命的一種尊重方式。
沒有一個人有選擇出生的權利，那麼，在可以選擇的情況下，我們是否可以決定自己的死亡方式呢？這是一個很困難、極弔詭，甚微妙，卻也是個愈來愈不可再避而不談的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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